劉少奇到北方局后，積極進行黨組織的恢復、整頓和重建工作。他首先對北方局進行組織調整，把支持正確路線、熟悉北方黨組織情況的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林楓及彭真等調到北方局工作。同時，根據中央指示改組北方局，劉少奇任書記，并將北方局與河北省委從組織機構到人員分別設立。改組之后，河北省委只領導河北省轄區內各級黨的組織。

接著，劉少奇對河北省委所屬的黨的地方組織進行恢復和整頓。1936年四五月間，北平市委進行改組，李葆華任書記。6月，劉少奇主持召開會議，糾正對所謂“鐵夫路線”的錯誤結論，任命李鐵夫為天津市委書記。在中共京東特委的幫助下，1936年夏秋間，唐山市工作委員會建立，9月改歸河北省委領導。在此期間，北方局還派出人員到山東、河南、山西等地幫助恢復和建立黨組織的領導機構。

北方局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還派出一批干部分赴上海、漢口、廣州、香港等地，恢復和建立黨的組織，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1936年9月，在香港成立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12月，建立廣州市委和香港工作委員會。

中共中央非常重視上海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早在1935年二三月間，中共中央就決定派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云和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紅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潘漢年等去上海恢復黨的地下工作。潘漢年、陳云先后輾轉到達上海后，因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難以立足，遂按照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示同赴蘇聯。為了同經歷幾次大破壞以后存留下來的上海黨組織建立聯系，開展統一戰線工作，1936年上半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潘漢年回國，并擔任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聯絡代表。中共中央派馮雪峰作為中央特派員前往上海，開展上層抗日統一戰線工作，促進各黨各派聯合抗日；同時了解上海各系統黨組織的情況，為重建上海地方黨組織做準備。

馮雪峰到達上海后，會見了魯迅、宋慶齡、茅盾、沈鈞儒、史沫特萊等，向他們了解情況；又找到共產黨員和黨的組織，傳達遵義會議的情況和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并開始重建黨的組織。潘漢年到達上海后，開展當地黨的工作是其重要任務之一。1936年九十月間，中共中央決定設立上海辦事處，潘漢年為主任，馮雪峰為副主任。年底，建立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負責了解和整理上海各系統黨的組織。

1935年夏，中共陜西臨時省委重建。10月，中共中央長征到達陜北后，陜西臨時省委先后派人到陜北向中央請示工作。從此，陜西臨時省委與中共中央取得了聯系，受中央直接領導。隨后，云南、廣西及福建廈門的黨組織也相繼建立或恢復。

這一時期，有的地區雖未恢復和重建省、市一級黨的組織，但為了開展抗日救亡活動，自發地或在紅軍、游擊隊的幫助下，建立了秘密的特委、中心縣委或黨的支部，領導群眾開展斗爭。

隨著華北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迫切需要大批有豐富斗爭經驗、能夠貫徹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策略的領導干部。為了解決缺乏干部的問題，1936年4月，北方局決定，要被國民黨當局關押的一批共產黨員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劉少奇將這個決定上報中央。6月，經中共中央批準，北方局設法從北平的國民黨監獄中，將長期堅持斗爭的一大批黨的領導骨干營救出獄。這些干部被派往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領導革命斗爭，從而加強了北方黨的力量。后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國民黨統治區黨組織逐步恢復的同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也取得明顯進展。1936年春，在中共中央的統一部署下，劉少奇通過華北聯絡局系統，派周小舟、呂振羽赴南京同國民黨代表曾養甫、諶小岑進行初步談判，爭取國民黨最高當局聯合抗日。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還通過各方面的關系，爭取華北地方實力派宋哲元、閻錫山等轉向抗日。8月14日，毛澤東致信北方局聯絡部部長王世英并轉劉少奇，指示必須向宋哲元及第二十九軍繼續工作。同日，毛澤東又親筆寫信給宋哲元。中共中央派張經武為代表，負責同宋哲元聯系。劉少奇接到毛澤東的信后，即派華北聯絡局北平小組負責人張友漁協助張經武開展活動，在第二十九軍的軍官中進行統戰工作，對推動宋哲元和第二十九軍抗日起了重要的作用。

8月，薄一波在黨組織的營救下出獄后，即按照劉少奇的意見，接受閻錫山的邀請，到達山西太原，積極做爭取閻錫山抗日的工作。10月，劉少奇和北方局聽取薄一波關于山西情況的匯報后，決定加派楊獻珍、董天知、韓鈞、周仲英赴山西，與薄一波共同組成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薄一波任書記，到太原專做公開、合法的工作。隨后，山西公開工委接辦原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同閻錫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統一戰線關系。中國共產黨利用這一合法形式，發展大量青年知識分子和群眾人會，使山西的抗日救亡運動很快活躍起來。

10月22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指出：“北方統一戰線非常要緊，特別著重于軍隊方面，加緊二十九軍工作之外，晉綏應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即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是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等于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的抗日反蔣團體，以爭取民族獨立，樹立人民政權為基本政治目標——引者注）如有些力量，須好好聯絡，首先推動他們贊助晉綏與我們的關系。”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北方局通過華北聯絡局系統，委托朱蘊山以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華北辦事處主任的身份去太原同閻錫山會談，并達成取消山西以反共為宗旨的組織、取消對陜北革命根據地的封鎖、組織抗日民眾團體、發動民眾開展抗日運動等共同意見。北方局還派張友漁同中共中央派來的聯絡代表張經武赴綏遠，會見國民黨綏遠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支持并推動該部抗日。

此外，山東的韓復榘，四川的劉湘，廣東的陳濟棠，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龍云等地方實力派，也直接或間接地同中共中央或北方局聯系，表示愿意與共產黨聯合抗日。到1936年12月以前，中國共產黨與晉、綏、察、冀、滇、桂、川、新、甘、陜等省的地方實力派之間已初步建立了聯系，從而為形成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為全民族抗戰局面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