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北方局舊址紀念館

在“左”傾錯誤路線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遭到極大破壞。為適應全國抗日救亡形勢的發展，進一步加強黨對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領導，1935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以中共河北省委為基礎，重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并規定在指導整個北方黨組織的工作時用北方局名義，指導河北省轄區內黨的工作時用河北省委名義。

瓦窯堡會議后，為實現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徹底轉變，加強對地處抗日前線的華北地區斗爭的領導，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北方局工作。會議決定派劉少奇到華北，以中央駐北方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其任務主要是加強對反日學生運動及游擊戰爭的領導，大膽地運用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鞏固黨的秘密組織，使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結合起來。中共中央的這一決定，既是為加強北方局工作，也是為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實現政治策略轉變而采取的一項重要措施。

1936年二三月間，劉少奇抵達天津。他對華北黨組織的狀況和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研究工作，并向北方局及河北省委傳達瓦窯堡會議的精神，闡明當前的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以及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強調要轉變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內不適應抗戰需要的工作路線，首先肅清黨內的“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他明確提出華北黨組織的任務和工作方針是準備自己，準備群眾，為保衛平津、保衛華北而戰。為此，要聯合華北二切可能抗日的黨派、階層，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劉少奇自1936年初至抗日戰爭爆發前夕的一年多時間里，先后撰寫30多篇文章、報告及黨內通信，闡明了黨在國民黨統治區斗爭的正確的策略思想。

1936年4月，劉少奇在《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一文中，深刻地揭露和批評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在革命斗爭中的種種表現，指出其在黨內能夠長期存在的根源以及對革命造成的嚴重危害。他認為：如果不能完全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那就談不上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廣大民眾的抗日反漢奸運動，就不會在黨的領導之下開展起來，那就要阻礙黨和革命事業的前進。

同月，劉少奇根據新的形勢，總結過去工人運動中的經驗教訓，撰寫《關于白區職工運動的提綱》，闡述了國民黨統治區職工運動應采取的正確方針和策略原則。其主要內容是：第一，國民黨統治區職工運動的策略任務，不是脫離群眾，實行冒險的進攻，而是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積蓄工人階級的雄厚力量，以準備將來決定勝負的斗爭。第二，要積蓄工人階級的雄厚力量，“必須首先注意保存與鞏固我黨和工會在工廠企業中現有的組織和工作”，“必須特別注意領導工人群眾經濟的政治的日常斗爭”，“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開的可能來廣泛地聯系與組織工人群眾”。第三，在強調利用合法斗爭方式時，“應該暫時放棄獨立組織赤色工會的任務，過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會即行取消。要在各級黨部內設立職工部來指導工人運動中的工作”。對于黨已經掌握的黃色工會，亦不應該立即將它轉變為赤色工會。“只有到了革命爆發時，我們不需要黃色工會之外表的掩護了，這些工會才能公開轉變成為赤色工會”。第四，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賣國賊的口號之下，我們在黃色工會中要與各派的工人及其領袖建立統一戰線，特別是行動的統一戰線(如罷工、示威、抵制日貨，參加抗日運動等)”。

劉少奇在北方局期間，除陸續發表一些反對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文章，用以指導華北黨組織的工作外，還經常與張聞天書信往來，探討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方針和策略。1936年7月19日，劉少奇寫信給張聞天，匯報北方局的工作，并派人攜帶信件回保安(今志丹縣)向中央匯報和請示。張聞天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對北方局創造的“新經驗”非常重視，并對匯報信中提出的問題及今后工作，同時用中央書記處指示信(即8月5日《中央給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和洛甫致胡服(劉少奇)個人信件兩種方式給予答復和具體指導。

在實際斗爭中，劉少奇領導北方局積極糾正過去工作中出現的一些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錯誤做法，并及時總結經驗教訓，給以正確的指導。例如，1936年3月31日，北平學聯黨團為悼念因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被反動當局逮捕并折磨致死的愛國學生，舉行“抬棺游行”，遭到反動軍警的鎮壓。這次行動，使許多原來沒有暴露身份的學生干部被捕，北京大學學生會被勒令停止活動，進步力量遭受嚴重打擊。劉少奇得知此事后，于4月5日寫了《論北平學生紀念郭清烈士的行動——給北平同志的一封信》，嚴肅地批評這種冒險主義的行動，要求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充分利用公開的合法方式，團結更多的群眾投身到抗日救國的行列中來。這封信對糾正學生運動中“左”的偏向起了很大作用。中共北平臨時工委根據劉少奇的指示，努力做好這件事情的善后工作，很快消除了學校當局和部分教授與學生對立的情緒，打破了學生的“孤軍苦斗狀態”。根據劉少奇關于必須正確對待學校當局、名流學者，實行“師生合作，一致救亡”的指示，各校學生提出了“師生合作”的口號，學生會為此組織了形式多樣的活動。

在劉少奇的正確指導下，華北各級黨組織根據青年學生的特點，積極引導他們開展多種多樣的抗日救亡和促進統一戰線的活動。平津學聯開展對華北軍政當局的工作，組織學生參加國民黨軍第二十九軍的軍事集訓，同中下層軍官交朋友，并指派民先隊員和愛國學生去講時事、教唱愛國歌曲、做球類運動教練等。北平學聯發出《致宋哲元將軍的一封公開信》，誠懇地希望宋哲元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合作抗日。同時，學生們還與留駐華北的東北軍進行座談、聯歡等活動。

劉少奇以正確的理論和策略指導國民黨統治區的群眾運動，使黨的秘密組織和秘密工作與群眾的公開、半公開的組織和工作，有了清楚的劃分及適當的配合，使黨的組織隱蔽在廣大群眾之中，從而鞏固和發展了一二九運動的勝利成果，積蓄了革命力量。同時，擴大了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影響，在干部和群眾條件方面為后來華北的抗日戰爭做了準備。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給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對北方局的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信中指出：“我們認為北方黨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轉變，主要的表現：在政治領導的加強，糾正了過去河北黨中嚴重的關門主義傾向，且能采取適當的方式，直接影響全國統一戰線最有權威的刊物。表現在努力擴大抗日戰線，不僅企圖建立華北各界救國聯合而且能顧及全國，在學生、軍隊、農民等群眾中，均有較好的成績。表現在組織上，河北的黨不僅能夠幫助環繞河北各省建立黨的組織，而且能夠顧及到上海、西南、武漢等地黨的建立等等，這些主要轉變，是已奠定了勝利的基礎，開展著光明燦爛的偉大前途。”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