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窯堡革命舊址

日本侵占華北的行動，使中國人民更強烈地感到民族危機的深重，對國民黨政府的喪權辱國行為更加感到憤慨。民族資產階級中要求國民黨政府改變對日政策的呼聲日益增強。國民黨內部的愛國分子，對國民黨政府一貫執行不抵抗政策的不滿情緒也更明顯地表現出來。一些不在南京政府內掌權的地方勢力和政治集團，趨向于舉起抗日的旗幟來反對控制南京政府的蔣介石、汪精衛集團。

這時，國民黨內親英美派和親日派的矛盾和分化逐漸加深。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蔣介石集團主要是依靠英國、美國的勢力而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以汪精衛為首的一部分人則依靠日本的支持，在同蔣介石集團爭權奪利的過程中，逐漸形成親日的一個集團。親英美派和親日派之間的關系，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它們的后臺之間的關系。英、美對于日本獨占中國東北雖不滿意，但是無可奈何。它們既以為日本會止步于山海關外，又以為可以利用日本做反對蘇聯的先鋒，所以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不愿作出實質性的干涉。英、美既然抱這種態度，蔣介石也就在南京政府中和汪精衛實行合作。到1935年，日本愈來愈明顯地要把它的勢力擴張到華北以至全中國，這就觸犯了英、美在華北和華中、華南的利益，使它們的態度有所改變。英、美政府發表聲明對日本制造“華北自治”表示“關切”，要求日本尊重“九國公約”，并通過支持蔣介石政權來抑制日本的侵略野心。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在英國支持下，宣布白銀國有，實行法幣政策，加強了對全國金融的統制。隨后法幣相繼與英鎊、美元發生固定的聯系。這使日本所期望的“中日經濟提攜”受到挫折。同年12月，蔣介石接替汪精衛任行政院院長，將南京政府中的親日派骨干大部分解職。

事實上，這時的英、美還不準備在中國問題上同日本沖突，并不要求南京政府實行堅決抗日的政策。它們只是要求日本仍然承認帝國主義列強共同對中國實行間接統治的局面。日本看準英、美和蔣介石政府的弱點，絲毫未停止其侵略中國的步驟，只是采取的形式比吞并東北稍稍“溫和”一些。例如只提出”華北自治“的口號，暫時接受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這樣的過渡辦法，而不是立即在華北制造一個新的“滿洲國”。

在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聯合盡可能多的力量進行抗日民族戰爭，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的最緊迫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順應時代的要求，適時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這一主張的提出，與共產國際戰略策略的轉變是有直接關系的。

1935年七八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會上，季米特洛夫作了《關于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斗爭中的任務》的報告。報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首要任務，在于建立廣泛的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為驅逐帝國主義和爭取國家獨立而斗爭。會議期間，王明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作了關于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問題的發言。這次大會把建立最廣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作為各國共產黨的基本策略。鑒于法西斯勢力在世界范圍內日益猖獗的形勢，會議要求糾正自1928年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以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盛行的“左”傾關門主義傾向。

根據華北事變以來的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和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發表。

《八一宣言》分析了由于日本的侵略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緊迫形勢，揭露了日本加緊侵吞華北和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的面目，指出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抗日救國是全體中國人面臨的首要任務。宣言明確提出：“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為每個同胞的神圣天職！”宣言強調建立包括上層在內的統一戰線，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范圍。為此宣言呼吁全國各黨派、各軍隊、各界同胞，不論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當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去為抗日而奮斗。宣言再次宣告：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實行對日作戰，紅軍愿立刻與之攜手，共同救國。宣言建議一切愿意參加抗日救國的黨派、團體、名流學者、政治家和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在國防政府領導下，一切抗日軍隊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愿意作國防政府的發起人，工農紅軍首先加入抗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宣言最后提出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8月25日至27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召開會議，討論在中國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問題。王明在會上作了《為爭取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和中國共產黨的當前任務》的報告，指出：在當前中國的具體情況下，革命力量應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南京政府的斗爭，但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蔣介石只要真正停止反對紅軍的戰爭并掉轉槍口去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也不排除與之建立統一戰線的可能性。

《八一宣言》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這次會議，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國的政治主張，初步糾正了”左“傾關門主義，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陣營的范圍。這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策略開始發生新的轉變。

《八一宣言》公布之時，中共中央正在長征途中，并未獲悉宣言的內容，但已從華北事變使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出發，開始考慮建立更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剛剛到達陜北不久，中共中央即于1935年11月13日發布《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宣言指出：“在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我們的出路，只有堅決的武裝起來，開展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革命戰爭，與打倒賣國賊首蔣介石國民黨的革命戰爭。“宣言提出中國工農紅軍愿同”一切抗日反蔣的中國人民與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11月中旬，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張浩由蘇聯回國到達陜北瓦窯堡，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關于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內容。共產國際七大戰略策略的轉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明確態度，對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的制定，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隨后，中共中央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名義，于11月28日發表了與《八一宣言》內容基本相同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

這時，在國民黨統治區，一切公開出版的報刊都不允許宣傳抗日。《八一宣言》是經過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和莫斯科出版的《國際新聞通訊》等報刊，傳到北平、上海等地的。這個宣言連同中共中央11月13日、28日的兩個宣言，在社會各階層中引起強烈的反響，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