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舊址：信豐縣上樂塔

從1934年下半年到1937年全國抗日戰爭爆發，紅軍主力相繼戰略轉移后留在長江南北的一部分紅軍和游擊隊，在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在江西、福建、廣東、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八個省的贛粵邊、閩贛邊、湘贛邊、湘鄂贛邊、湘南、皖浙贛邊、閩西、閩東、閩粵邊、閩北、鄂豫皖邊、浙南、閩中、鄂豫邊和瓊崖等十幾個地區，展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

紅軍主力長征后，國民黨軍隊向各革命根據地腹地發動進攻，妄圖消滅留下來堅持斗爭的紅軍和游擊隊。他們采取碉堡圍困、經濟封鎖、移民并村、保甲連坐、大肆燒殺等最殘酷最毒辣的手段，實行反復“清剿”。國民黨軍隊所到之處，血流遍地，一片廢墟。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反復“清剿”和血腥鎮壓，紅軍游擊隊和革命群眾一起，進行英勇頑強的抵抗，表現了無比堅毅的英雄氣概。他們鉗制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在戰略上配合了紅軍主力的長征，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種子，堅持了游擊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后來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南方的戰略支點。

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戰爭，總的來說，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34年10月到1935年春。這是紅軍和游擊隊由正規戰向游擊戰轉變的階段。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撤出根據地時，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蘇區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以項英為分局書記兼軍區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同時，成立以陳毅為主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留在根據地的部隊有紅二十四師、獨立團及地方游擊隊約1.6萬余人，加上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和紅軍傷病員，共3萬余人。中共中央賦予他們的任務是掩護紅軍主力轉移，保衛中央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擾亂敵人的進攻，準備將來配合紅軍主力，在有利的條件下進行反攻，恢復和擴大中央根據地。

紅軍游擊隊在反“清剿”開始時，沒有能夠根據變化了的形勢迅速實行戰略轉變，開展游擊戰爭，而是繼續打陣地戰，致使許多地區的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受到嚴重的損失。1934年11月底，蘇區中央分局召開會議，采納陳毅提出的全面轉入游擊戰爭的意見，把武裝力量退到雩都南部整頓，做好突圍的準備。1935年2月5日和13日，中共中央先后兩次電示蘇區中央分局：為適應游擊戰爭的環境，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斗爭方式”；部隊要以“小游擊隊的形式有計劃的分散行動，環境有利則集合起來，不利又分散下去”；“占領山地，靈活機動，伏擊襲擊，出奇制勝是游擊戰爭的基本原則”；“游擊隊應緊密的聯系群眾，為群眾切身利益斗爭”；使游擊隊在群眾中站穩腳跟，取得給養；要縮小或取消龐大的機關，負責同志隨游擊隊行動，把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恢復黨的組織和地方武裝；做好瓦解敵軍的工作。中共中央還向蘇區中央分局通報了遵義會議的情況。蘇區中央分局遵照中央的指示，留項英、陳毅、賀昌三人率紅二十四師一部在原中央根據地穿插游擊，指導各地工作；同時派負責干部到各游擊區領導斗爭。

第二階段，從1935年春到1936年底。這是堅持開展游擊戰爭以保存、鞏固、發展紅軍、游擊隊和游擊區的階段。

1935年3月底，蘇區中央分局項英、陳毅以及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贛南少共省委書記陳丕顯率領約300人，先后到達贛粵邊地區，同以李樂天為書記、楊尚奎為副書記的贛粵邊特委和贛粵邊軍分區率領的游擊隊會合。他們采取依靠群眾、堅持斗爭、積蓄力量、創造條件迎接新高潮的方針，在以油山為中心的贛粵邊地區，堅持艱苦的游擊戰爭。中央分局還派賴昌祚到瑞金任特委書記，領導閩贛邊地區的游擊戰爭；派陳潭秋、鄧子恢、譚震林率紅二十四師一部去閩西與張鼎丞部會合，堅持斗爭。

與此同時，黃道領導的閩北地區，葉飛領導的閩東地區，黃會聰領導的閩粵邊地區，關英、唐在剛領導的皖浙贛地區，粟裕、劉英領導的浙南地區，方維夏、蔡會文(1935年4月到湘南)領導的湘南地區，陳壽昌、徐彥剛、傅秋濤、嚴圖閣領導的湘鄂贛地區，彭輝明、譚余保領導的湘贛地區，高敬亭領導的鄂豫皖邊地區，王于潔、劉突軍領導的閩中地區，張新江、王國華領導的鄂豫邊地區，馮白駒領導的瓊崖地區等，都緊緊依靠群眾，開展了不屈不撓、英勇頑強的游擊斗爭。

這是最艱苦、最困難的斗爭階段。國民黨當局采取頻繁的軍事“清剿”和嚴密的經濟封鎖等手段，企圖把紅軍、游擊隊困死餓死，斬盡殺絕。在極其險惡的環境里，紅軍和游擊隊的干部、戰士同甘苦，共患難，在當地人民群眾支持下，采用機動靈活的游擊戰術和巧妙的斗爭策略，同敵人周旋。此外，他們還要同革命隊伍內部的叛徒作堅決的斗爭。他們經常出沒于崇山峻嶺和茅草密林之間，晝伏夜行，風餐露宿，艱苦備嘗。他們沒有必要的給養，戰士們患病負傷也無法醫治。他們沒有任何通訊器材，只能在和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各自獨立地進行斗爭。

第三階段，從1936年底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到1937年全國抗日戰爭爆發。這是由繼續游擊戰爭向國共合作抗戰轉變的階段。

這一階段，蔣介石雖已同共產黨進行和平談判，但對共產黨領導的南方各游擊區仍進行瘋狂的“清剿”。各紅軍和游擊隊一方面對國民黨軍隊的“清剿”繼續進行有力的反擊；另一方面經過中共中央和各地方黨的領導人在談判桌上同國民黨進行復雜的政治斗爭，迫使國民黨軍隊逐步停止進攻。南方紅軍三年游擊戰爭最終以國民黨“清剿”的失敗而告終。在全國抗戰爆發后，南方八省保存下來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成新四軍，成為大江兩岸抗日前線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

1937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議高度評價南方紅軍和游擊隊的三年游擊戰爭，指出：南方項英和各游擊區的同志在主力紅軍離開南方后，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正確地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以致能夠保存各游擊區成為中國人民反日抗戰的主要支點，使各游擊隊成為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部。這是中國人民一個極可寶貴的勝利。

在南方紅軍三年游擊戰爭中，留下來堅持斗爭的高級干部何叔衡、賀昌、毛澤覃、萬永誠、古柏、阮嘯仙等和其他許多干部、戰士，先后英勇犧牲。瞿秋白、劉伯堅等被俘后，堅貞不屈，慷慨就義。在他們身上，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獻身精神和崇高氣節。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