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三大主力會師

1936年9月下旬，紅四方面軍繼續北進。10月9日，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到達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合。紅二方面軍于9月中旬連克甘肅省東南部的成縣、康縣、徽縣、兩當，10月迅速向北轉移。10月21日，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劉伯承在平鋒鎮與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代理軍團長左權、政治委員聶榮臻會面。10月22日和23日，紅二、紅六軍團分別在將臺堡、興隆鎮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紅二、紅四方面軍完成了長征。

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在極端艱險的條件下，先后進行了戰略大轉移。紅軍沖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險阻，經受饑寒傷病的折磨，戰勝黨內分裂的危機，終于勝利完成跨越十幾個省、總行程達數萬里的長征。長征的勝利，成為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的關鍵。雖然失去了南方原有的根據地，損失了很大一部分力量，但是保存和鍛煉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種子。正當抗日戰爭的烽火即將在全國燃燒起來的時候，三支主力紅軍為擔負中國革命的新任務而在西北會師，這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件。長征實現紅軍的戰略大轉移，是在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正確領導下取得的。它的勝利表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具有戰勝任何困難的無比頑強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長征的勝利，是一曲響徹云霄、震撼神州的革命英雄主義的凱歌。長征中紅軍所表現出來的堅定的共產主義理想、革命必勝的信念、艱苦奮斗的精神和一往無前、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構成了偉大的長征精神，成為激勵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繼續前進的強大動力。

在三大主力紅軍會師的時候，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把寧夏戰役作為政治上、軍事上打開新局面的決定的一環，抓緊進行部署。1936年10月11日發布的《十月份作戰綱領》，要求全軍爭取用一個月時間進行休整，并做好渡過黃河等各種準備，然后紅軍主力向北發展，奪取寧夏。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于10月25日渡過黃河；隨后，紅四方面軍第九軍和方面軍總部及第五軍也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從10月20日開始，蔣介石調集十幾個師由南向北大舉進攻，企圖消滅紅軍于黃河以東的甘肅、寧夏邊境地區。針對這種情況，10月25日，中革軍委提出“今后作戰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于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體部署中，規定紅四方面軍的兩個軍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線來犯的敵軍。這時，張國燾仍對重點擊破南線之敵缺乏信心，雖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斷提出異議。

為了加強對各部紅軍的統一指揮，中革軍委于10月28日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劉伯承為參謀長，準備組織海(原)打(拉池)戰役，重點打擊胡宗南部。而張國燾卻命令紅四方面軍在黃河以東的第四、第三十一軍調離前敵總指揮部指定的作戰位置，致使戰役計劃未能落實。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打通增援寧夏的道路，隔斷了河東紅軍主力和河西部隊的聯系。這樣，紅軍奪取寧夏的計劃被迫中止執行。

西渡黃河的紅軍2.18萬人迅速擊破敵人阻擊，占領一條山大部村寨和五佛寺一線。10月28日，中共中央及中革軍委電示紅軍總部及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強調“目前我們已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有受敵人切斷并各個擊破之虞，更不能達到擴大蘇區，擴大紅軍，把紅軍提高(到)新階段，爭取抗日統一戰線勝利之目的”。10月30日，中革軍委指示河西部隊暫時控制一條山、五佛寺地區休息待機，準備在擊破南線敵人后繼續北取寧夏。11月初，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因該地人煙稀少，糧缺水咸，加上連日激戰，大部隊不便久停，數電紅軍總部及中革軍委請示河西部隊的行動方針，并建議“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決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11月3日，中革軍委電令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1月5日，朱德、張國燾致電河西部隊，指令其以消滅馬步芳部為主要任務，“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地(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河西部隊于11月6日向中革軍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7日又向中革軍委建議組織黨的西北前敵委員會和軍委西北分會。11月8日，毛澤東、周恩來電示：“徐、陳向涼州進，作戰時集中兵力打敵一旅，各個擊破之。”11月9日，徐向前、陳昌浩率河西部隊開始西進。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致電紅四方面軍領導人，令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以陳昌浩為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

這時，河東的敵情仍很嚴重。11月中旬，中革軍委根據胡宗南部第一軍進攻的形勢，接連下達指示，指出“目前中心是打破敵之進攻，然后才能開展局面，才有利統一戰線”，并規定各部隊首長須絕對服從前敵總指揮彭德懷的命令。在彭德懷統一指揮下，河東的紅一、紅二、紅四方面軍各路部隊陸續向甘肅環縣以北的山城堡南北地區集中，并于11月21日一舉攻人山城堡，取得殲敵一個多旅的勝利。這是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取得的第一次勝利，顯示了紅軍團結戰斗的威力，對于挫敗國民黨軍隊的進攻，鞏固陜甘寧根據地，促進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起了積極的作用。

對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紅軍西路軍，蔣介石指使馬步芳、馬步青等部進行圍追“兜剿”。西路軍廣大干部、戰士堅決執行中央命令，不怕犧牲，浴血奮戰。西路軍由于無根據地作依托，又無兵員、物資的補充，孤軍作戰，雖然斃傷俘敵約2.5萬余人，但在敵眾我寡的極端不利的情況下最終失敗。紅五軍軍長董振堂和紅九軍軍長孫玉清、政治委員陳海松等許多干部、戰士壯烈犧牲。1937年3月14日，在國民黨軍隊圍困中的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召開會議決定，徐向前、陳昌浩離開部隊，回陜北向中央報告，其余的部隊分成三個支隊，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組成的西路軍工作委員會的統一領導下，轉入祁連山區打游擊。

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對西路軍的安危極為關懷，除在西路軍西進過程中給以指示外，當西路軍處于困境時，還通過政治談判等，盡一切努力爭取馬步芳、馬步青停止對西路軍的攻擊和追擊。1937年2月下旬，組成以劉伯承為司令員、張浩為政治委員的援西軍前往增援。援西軍在抵達鎮原、平涼地區時，得知西路軍業已失敗，才沒有繼續前進。隨后，中共中央利用統戰關系，竭盡全力營救被俘人員和收容失散人員，使數千名西路軍干部、戰士先后回到陜甘寧地區。李先念率領的西路軍左支隊，歷盡艱險，于1937年4月底到達甘肅、新疆交界的星星峽。這時部隊還有400余人，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陳云、滕代遠的接應，進入新疆。他們在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后分批返回延安。

西路軍所屬各部隊，是經過中國共產黨長期教育并在艱苦斗爭中鍛煉成長起來的英雄部隊。在極端艱難的情況下，在同國民黨軍隊進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軍的廣大干部、戰士視死如歸，創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業績，在戰略上支援了河東紅軍主力的斗爭。西路軍干部、戰士所表現出的堅持革命、不畏艱險的英雄主義氣概，為黨為人民的英勇獻身精神，是永遠值得人們尊敬和紀念的。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除討論政治形勢外，還深入揭發和批判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嚴重錯誤，并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指出張國燾的錯誤是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退卻路線、軍閥主義和反黨行為的綜合，其根源是中國封建軍閥的意識在黨內的反映；張國燾的錯誤已給黨和紅軍造成嚴重的危害。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堅持黨內斗爭的正確方針，把紅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為革命英勇奮戰的獻身精神，同張國燾的反黨錯誤嚴格區分開來。會議號召全體紅軍在開展反對張國燾錯誤的斗爭中，緊密地團結在中共中央周圍，以完成偉大的革命任務。對于張國燾本人，中共中央也盡力予以團結和爭取。鑒于張國燾在4月6日寫的《我的錯誤》的聲明書中，表示以后絕對忠實于中央的路線，中央決定再一次給他認識錯誤和改正錯誤的機會，對他的問題在組織上沒有作結論，并建議由他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但張國燾陽奉陰違，始終玩弄兩面派的手法，表面上承認錯誤，實際上拒絕黨對他的教育和挽救，終于在1938年4月逃出陜甘寧邊區，當了國民黨的特務。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開除張國燾的黨籍。這一決定得到全黨的一致擁護。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鞏固了黨和紅軍的團結，為爭取實現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任務，創造了一個有利的條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