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共中央和紅軍還在長征途中的時候，民族危機日益加深，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又高漲起來，國內政局出現一些新的變化。但是，國民黨統治集團仍然不肯放棄“剿共”政策。這時，它除在南方繼續“清剿”留在老根據地的紅軍外，還企圖以重兵消滅中共中央所在的陜甘根據地。1936年初，陜甘根據地的南部和西南部，有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主力和張學良的東北軍；北部有井岳秀師和高桂滋師；孫楚的四個旅(屬晉綏軍)也在黃河西岸地區“進剿”紅軍；黃河東岸有閻錫山晉綏軍的主力，依黃河為屏障，修筑工事，防堵紅軍進入山西。

這種新的形勢，要求剛剛到達陜北不久的中共中央盡快制定出新的軍事戰略方針。1935年12月在瓦窯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其殖民地的形勢下，黨的總任務是“以堅決的民族戰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中國”。黨在新形勢下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1936年應“準備直接對日作戰的力量”，“猛烈擴大紅軍”。為貫徹這一戰略方針，紅一方面軍行動部署的基礎應放在打通抗日路線和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個任務之上，并把前者作為中心任務。為此，紅一方面軍行動與蘇區發展的主要方向，應放在東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綏遠等省。

為了貫徹上述戰略方針和行動部署，并以實際行動表示紅軍抗日的決心，中共中央決定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實行東征，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為政治委員。抗日先鋒軍首先向山西、綏遠進軍，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線的華北廣大地區發展，以便與日軍作戰。新組建的紅二十八、紅二十九軍和地方游擊隊留守陜甘根據地。

這次東征是1936年2月20日開始的。抗日先鋒軍沖破閻錫山部隊的防線，渡過黃河。3月31日，紅二十八軍也渡河參戰。紅軍宣布，此次東征是為了實行各項抗日政策，爭取迅速對日作戰，表示愿意停止一切內戰，聯合抗日。

東征期間，中央政治局于3月下旬先后在山西西部孝義縣麥郊、隰縣石口和石樓縣羅村、四江村連續召開會議(通稱晉西會議)，討論軍事戰略方針等問題，并決定中共中央不再隨東征紅軍行動。

紅軍的東征行動，遭到閻錫山部隊的頑抗。蔣介石急忙任命陳誠為山西“剿共”軍總司令，調集10個師，號稱20萬人，分兩路增援閻錫山，同時命令黃河以西的國民黨軍隊與之配合，企圖徹底消滅紅軍，摧毀陜甘根據地。

為了避免內戰，保存抗日力量，并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5月初，中共中央決定紅軍撤回河西，結束東征。5月5日，毛澤東、朱德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向南京政府及其海陸空軍隊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經過兩個多月的東征，紅軍的力量有所擴大。紅軍在山西的十多個縣開展群眾工作，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建立起一些抗日游擊隊和游擊區，為后來開辟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在東征作戰中，紅二十八軍軍長劉志丹不幸犧牲。

紅軍回師以后，蔣介石仍堅持“剿共”政策。他調集16個師另3個旅的兵力，準備對陜甘根據地發動新的“進剿”。在陜甘根據地周圍的國民黨軍隊中，只有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與共產黨秘密建立了初步的統戰關系，不愿再同紅軍作戰。如果紅軍不采取必要的對策，仍有被困死在陜甘地區的危險。

根據這種形勢，中共中央決定紅軍向陜、甘、寧三省邊界國民黨軍事力量薄弱的地區西征，以鞏固和發展陜甘根據地，擴大紅軍，爭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聯合。5月18日，中革軍委決定以紅一方面軍的紅一、紅十五軍團和紅八十一師、騎兵團等1.3萬余人，組成西方野戰軍西征，彭德懷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其余部隊在南線和東線牽制和吸引蔣、閻軍及陜北、渭北的國民黨軍隊，鞏固陜甘根據地，策應主力西征。

隨著軍事形勢的變化，中共中央機關于1936年6月底從瓦窯堡移駐保安。

西征部隊先以紅一軍團為左路，紅十五軍團等部為右路，后來又以紅二十八軍、紅八十一師、騎兵團為中路，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繼出發。至7月底，三路紅軍給馬鴻逵、馬鴻賓等國民黨軍隊以沉重打擊，攻占甘肅東部的阜城、曲子鎮、環縣、洪德城等地和陜西西北部，直到寧夏的鹽池、豫旺、同心城一帶，俘獲人槍各2000余，開辟了縱橫400余里的新根據地，并與陜甘老根據地連成一片。紅軍和地方武裝都得到發展。從8月開始，西方野戰軍在鞏固新區的同時，繼續發展勝利，并為迎接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做積極準備。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