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時，擺在黨和紅軍面前的首要任務，是正確制定統一的紅軍發展的戰略方針。

中共中央到達川西北地區后，發現這里大多是少數民族聚居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經濟貧困，不利于紅軍的生存和發展。而在此以北的陜甘地區，地域寬闊，交通方便，物產較豐富，漢族居民較多，又是帝國主義勢力和國民黨統治薄弱的地區，特別是鄰近抗日斗爭的前線華北。中共中央根據這種形勢，主張紅軍繼續北上，建立川陜甘革命根據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進陣地，領導和推進全國抗日民主運動。但張國燾卻主張紅軍向西退卻到人煙稀少、少數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為這樣可以避開國民黨軍隊的強大軍事壓力。

為了解決這個重大的戰略方針問題，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兩河口召開會議。會上經過討論，一致同意周恩來、毛澤東等多數人關于北上的意見。張國燾也表示同意。6月28日，根據會議精神作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指出，紅軍應集中主力向北進攻，以創造川陜甘蘇區，為此必須堅決反對當前的主要危險--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同日，中革軍委根據兩河口會議所確定的戰略方針，制定松潘戰役計劃，準備乘國民黨軍胡宗南部尚未完全集結、部署就緒的時機，紅一、紅四方面軍協同作戰，消滅胡宗南部，控制松潘地區，打開北上甘南的通道。

兩河口會議后，中共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自懋功一帶北上，翻越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7月16日，先頭部隊抵達松潘附近的毛兒蓋。張國燾懼怕同戰斗力較強的胡宗南部作戰，不執行軍委計劃，借口給養困難，反對北上，主張南下，向四川、西康邊境退卻，并提出”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有待解決，故意延宕。他自恃槍多勢眾，公然向黨爭權，還策動一部分人向中央提出改組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要求由他擔任軍委主席，給以”獨斷決行“的大權。中共中央堅決拒絕張國燾等人的無理要求，但為了照顧紅軍的團結，于7月18日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在蘆花(今黑水城)召開會議，批評張國燾的錯誤。會后，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北上毛兒蓋集中。同日，中革軍委決定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為紅軍的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參謀長；并將紅一方面軍第一、第三、第五、第九軍團，改稱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軍。紅四方面軍的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軍的番號照舊。由于張國燾的拖延，原定的松潘戰役計劃因敵情變化不能實現，紅軍不得不改道經自然條件極為惡劣的草地北上。

8月3日，紅軍總部制定進軍甘肅南部的夏(河)洮(河)戰役計劃，并把紅一、紅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右路軍和左路軍。右路軍包括在毛兒蓋地區的紅一方面軍的第一、第三軍，紅四方面軍的第四、第三十軍，軍委縱隊的大部分及新成立的紅軍大學，由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率領集結北上，經草地到班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包括在卓克基及其以南地區紅四方面軍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軍，紅一方面軍的第五、第三十二軍及軍委縱隊的小部分，由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率領集結北上，經草地到阿壩，再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會議，討論形勢與任務。會議重申兩河口會議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強調創造川陜甘根據地是當前紅一、紅四方面軍面臨的歷史任務；為此，要進一步加強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維護兩個方面軍的團結。決議指出，在紅軍中必須糾正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的右傾錯誤。會議還決定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任紅一方面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8月15日，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指出不論從敵情、地形、氣候、糧食任何方面考慮，紅一、紅四方面軍主力均宜經班佑北上，萬不宜再事遷延，致誤大計。張國燾不執行沙窩會議的北上戰略方針，并對堅決擁護中央北上方針的朱德、劉伯承極力加以排斥。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常委會議，鑒于周恩來病重，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所作的報告中，論證了北上方針的正確，要求左路軍迅速向右路軍靠攏，以便共同北上。這次會議通過的決定，批評了張國燾企圖使紅軍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海、寧夏、新疆偏僻地區的錯誤。

8月21日，右路軍從毛兒蓋出發，歷時數日越過渺無人煙的茫茫草地，到達四川省的班佑、巴西、阿西地區，等待左路軍前來會合。到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張國燾才命令紅五軍進抵墨洼附近，但接著又命令紅五軍全部返回阿壩，并電令陳昌浩準備率領右路軍南下。9月8日，張國燾還致電左路軍中的紅四方面軍駐馬爾康地區的部隊，要他們命令正在北上的軍委縱隊移到馬爾康待命，如不聽則將其扣留。同日，中央致電張國燾，再次強調指出：如左路軍南下，其前途將極端不利。南下沿途均是雪山、老林、隘路，而國民黨軍隊已筑成碉堡，紅軍絕無攻取的可能；北面反會被國民黨軍隊封鎖，斷絕退路。南下的川康藏邊境，大都是人少糧少的少數民族地區，紅軍很難在那里立足。而北上則有許多較好的條件，有利于開展抗日的新局面。中央希望左路軍立即北上。張國燾無視中央的勸告，于9月9日致電中革軍委，堅持”乘勢南下“的主張。同時，他又背著中央密電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擔任右路軍參謀長的葉劍英看到電報，立刻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經緊急磋商，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決定率右路軍中的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脫離險境，先行北上，并發出《共產黨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紅四方面軍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張用武力阻攔，徐向前堅決制止這種行動，維護了紅軍的團結。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于9月11日晚到達甘肅省迭部縣俄界(今高吉)。9月12 日，中央政治局在這里召開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中央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堅持向川康藏邊境退卻的方針是錯誤的；張國燾同中央的爭論，其實質是由于對政治形勢的分析與敵我力量估量上存在著原則的分歧。中央號召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團結在中央周圍，同張國燾的錯誤傾向作斗爭，促其北上。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