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寧縣中央蘇區反“圍剿”紀念館

全國人民抗日斗爭的發展和國民黨營壘的分化，紅軍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和根據地建設工作的開展，表明形勢發生了更加有利于革命的變化。但由于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紅軍在新的反“圍剿”斗爭中遭到空前嚴重的失敗。

為了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做了多方面的準備，強調要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政治上，在根據地周圍地區實行保甲制度和“連坐法”；經濟上，對根據地實行嚴密封鎖；軍事上，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國民黨政府聘請一大批德國軍事專家當顧問，擬訂作戰計劃；用美國、英國的大批貸款購買軍火，增加部隊的新式裝備。1933年5月，在南昌成立全權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軍政要務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蔣介石本人坐鎮南昌。6月，蔣介石召開五省“剿匪”軍事會議。7月至9月，在廬山舉辦三期軍官訓練團，受訓者達7500多人。經過半年的準備，蔣介石調集100萬軍隊，自任總司令，決定首先以50萬兵力，分幾路“圍剿”中央根據地的紅軍。其中，北路軍共33個師另3個旅，擔任主攻；另有南路軍、西路軍和第十九路軍，分頭擔任阻止紅一方面軍向外發展的任務。

這時，中央根據地的紅軍主力有8萬多人，地方紅軍和赤衛隊等群眾武裝也較前有發展。盡管形勢嚴峻，如果紅軍能夠正確地估計形勢，利用有利條件，針對敵方采取的新戰略，靈活運用歷次反“圍剿”的成功經驗，即采取積極防御的方針，集中優勢兵力，揚我之長，攻敵之短，在運動中各個殲滅敵人，打破這次“圍剿”仍然是有可能的。

毛澤東此時已經離開紅軍的領導崗位，臨時中央直接領導這次反“圍剿”斗爭。在蔣介石正大力準備“圍剿”的時候，1933年6月，臨時中央提出紅一方面軍主力分離作戰的方針，即一部分組成中央軍，在撫河、贛江之間作戰，一部分組成東方軍，入閩作戰，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取勝，進而奪取撫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在國民黨軍隊力量占優勢的情況下，這種把兩個拳頭分開來擊敵的計劃，只能徒然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動局面。結果是，東方軍人閩作戰雖然取得一些勝利，但連續作戰，造成部隊非常疲勞；中央軍則沒有什么仗可打，被置于無用之地。紅軍由此喪失了進行反“圍剿”準備的寶貴時間。

9月底，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從上海來到瑞金。李德是一個外國革命者，來到中國是為了幫助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但他完全不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只是搬用蘇聯紅軍正規戰爭的經驗，這就不能不給中國革命造成嚴重的損害。臨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博古對李德十分信賴和支持。他們實際上是這次反“圍剿”的最高軍事指揮者。他們廢棄過去幾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御方針，而實行軍事冒險主義的方針，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即要求紅軍在根據地以外戰勝敵人。

9月下旬，國民黨軍北路軍開始進攻中央根據地，28日占領黎川。博古、李德等震驚于黎川一城之失，急忙命令紅軍主力北上應敵。紅軍主力在洵口與敵遭遇，打了一個勝仗。博古、李德貿然命令紅軍向敵軍已修筑堅固陣地的硝石、資溪橋等地進攻，結果連戰不利。到11月中旬，紅軍連續作戰近兩個月，不僅沒有能在敵占區或敵我交界區打敗敵人，反而因輾轉于敵軍的主力和堡壘之間，遭到很大損失，陷于被動地位。

紅軍在北線進攻作戰中遭受幾次挫折以后，臨時中央領導人即由軍事冒險主義轉變為軍事保守主義。他們采取消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和“短促突擊”的戰術，強令裝備很差的紅軍同用新式武器裝備起來的國民黨軍隊打正規戰、陣地戰、堡壘戰，同敵人拼消耗。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參加“圍剿”紅軍的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公開宣布抗日反蔣，在東方前線掉轉槍口向蔣介石集團反戈一擊的事變。第十九路軍自上海抗戰受挫后，先后被調往江西、福建“剿共”。這支部隊的將領蔡廷鍇、蔣光鼐在同紅軍作戰多次受挫中認識到，繼續進行“剿共”內戰沒有出路，決心聯合國民黨內反蔣勢力李濟深、陳銘樞以及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黃琪翔等，共同走抗日反蔣的道路，并采取聯合共產黨的步驟。1933年10月26日，福建政府及第十九路軍代表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代表在江西瑞金簽訂《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11月22日，以李濟深為主席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通稱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后，雙方又簽訂《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相互停止軍事行動，確定邊界，并恢復交通貿易關系。隨后，從福建往根據地運送大量的食鹽、布匹、藥品、軍械等物資，實際上部分地解除了對中央根據地的經濟封鎖。這是國民黨軍隊中響應中國共產黨1933年1月17日宣言，接受三個條件，同紅軍實行停戰抗日的第一支部隊。

中共臨時中央如能對這一事變采取正確的策略，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將是十分有利的。11月24日，周恩來致電博古、項英、李德，指出蔣介石目前正推延進攻中央根據地，抽調兵力人閩，鎮壓福建人民政府，紅三、紅五軍團應側擊蔣介石的人閩部隊。張聞天認為，應在軍事上與第十九路軍采取配合行動。毛澤東向臨時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博古等害怕丟失根據地，不敢實行向敵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針，拒絕采納上述意見，要紅軍繼續在內線作戰。

由于受到軍事”討伐“和政治分化的壓力，加上領導本身失誤等原因，第十九路軍很快被蔣介石的軍隊擊敗，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1月宣告解體。中共臨時中央由于繼續把中間派看成是“最危險的敵人”，堅持執行關門主義的錯誤方針，沒有在軍事上給予第十九路軍的反蔣斗爭以直接有力的配合，從而既喪失了與國民黨內抗日反蔣派結成聯盟的機會，也使紅軍喪失了借助這次事變打破第五次“圍剿”的一個十分有利的戰機。

正值前方紅軍鏖戰之際，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統一前后方指揮為名，建議并經臨時中央決定，取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的名義和組織，將“前方總部”撤回后方，并人中革軍委機關。按照這個決定，朱德、周恩來被調回后方。中央根據地的紅軍各軍團和其他獨立師、團直接由中革軍委指揮作戰。通過這一措施，李德進一步控制了軍事指揮權。1934年1月，紅一方面軍總部與中革軍委合并，紅一方面軍再次稱中央紅軍。

1934年1月中旬，中共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博古主持會議并作報告，將“左”傾錯誤發展到頂點。第一，不顧敵強我弱和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后的不利形勢，照搬共產國際第十二次執委會決議，判斷“中國的革命危機已到了新的尖銳的階段——直接革命形勢在中國存在著”；極力夸大革命形勢，認為第五次反“圍剿”的斗爭，將決定中國“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并斷定這個問題將會在最短的歷史時期內得到解決。第二，宣稱“在我們已將工農革命民主專政推廣到中國重要部分的時候，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將成為共產黨的基本任務”。第三，主張集中火力反對中間派別，在反帝運動和工人運動中只搞下層統一戰線。第四，在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等口號下，在黨內和紅軍內繼續推行宗派主義的過火斗爭和打擊政策。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選舉產生了中央書記處，博古仍為中央主要領導人。

“左”傾錯誤的進一步發展，使得紅軍在反“圍剿”中只能繼續執行前一段的錯誤的戰略戰術，從而在蔣介石重新發動的進攻面前遭到更為嚴重的損失。

蔣介石在打敗第十九路軍之后，重新集中兵力從東、西、北三面向中央根據地中心區逐步推進，同時命令粵軍在南面對紅軍實行防堵。由于推行李德的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戰術，紅軍分兵把口，處處設防，用土堡壘去對付敵人的飛機大炮，并且經常輕率地以主力對敵軍的堡壘陣地發動進攻，舍棄自己擅長的運動戰和游擊戰戰術，而去同強敵拼消耗。結果是敵人步步推進，紅軍節節抵御，屢次遭受嚴重損失。

1934年4月中下旬，國民黨軍隊集中力量進攻廣昌。毛澤東和張聞天都不主張進行廣昌保衛戰，但李德不采納他們的正確意見。博古、李德等命令紅軍主力保衛并不利于堅守的廣昌，同敵人進行“決戰”。從4月10日開始，國民黨軍隊向廣昌發動進攻。參加保衛戰的紅一、紅三軍團和紅五軍團第十三師等部英勇奮戰，堅守陣地，付出很大犧牲。4月27日，國民黨軍隊集中10個師的兵力，在飛機、大炮的支援下會攻廣昌。紅軍各部隊依托陣地，打退敵軍多次進攻，并實施“短促突擊”戰術，但未能擺脫被動局面。博古、李德被迫放棄堅守廣昌的計劃，命令紅軍撤離廣昌。4月28日，紅軍退出廣昌。廣昌保衛戰是紅軍歷史上最典型的陣地戰、消耗戰，使紅軍遭受重大傷亡。在歷時18天的戰斗中，紅軍斃傷俘敵2600余人，而自身傷亡高達5000余人。這對以后紅軍的作戰，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國民黨軍隊占領廣昌后，分兵向根據地中心興國、寧都、石城等地突進，紅軍又奉命實行“六路分兵”、“全線防御”，結果進一步陷于被動局面。

廣昌失守后，根據地日益縮小，軍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國民黨軍隊調整部署，加緊對根據地中心地區的“圍剿”，紅軍雖經頑強抵抗，但節節失利，陷入困境。到9月下旬，中央根據地僅存瑞金、會昌、雩都、興國、寧都、石城、寧化、長汀等縣的狹小地區。在這種情況下，紅軍只能被迫撤離中央根據地了。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