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臨時中央遷到中央根據地后，即在根據地內全面貫徹其“左”傾教條主義的方針，并為此打擊了一大批堅持正確意見、有實踐經驗的領導干部。從1933年2月開始，他們在福建開展反對“羅明路線”的斗爭；3月，又在江西開展反對“江西羅明路線”的斗爭。通過這兩次錯誤的黨內斗爭，更加強化了“左”傾錯誤方針在中央根據地的統治。

羅明時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1932年10月，毛澤東在閩西長汀同羅明談話時指出，福建應加緊開展廣泛的地方游擊戰爭，配合主力紅軍的運動戰，以便主力紅軍能夠集中兵力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同時指出，在上杭、永定、龍巖老區開展游擊戰爭，牽制和打擊駐漳州和廣東的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對于粉碎敵人的“圍剿”，保衛中央根據地十分重要。羅明在省委會議上傳達毛澤東談話的精神，并采取切實措施加以貫徹落實。1933年1月21日，羅明就長汀、連城、新泉的工作，向福建省委寫了《對工作的幾點意見》。認為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發展，以鞏固和擴大閩西根據地。處在根據地邊緣區的地方武裝應先打擊當地的地主武裝，對國民黨正規軍不要硬打，要采取游擊戰、運動戰，從打小仗中鍛煉和提高紅軍的戰斗力。他主張要有計劃、有步驟地擴大紅軍，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裝去“猛烈擴大紅軍”；對邊緣區、新區工作的指導應不同于鞏固的中心區域，不能把中心區域的工作方式千篇一律地照搬到邊緣區、新區來。羅明的上述主張，是從閩西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的正確意見。但臨時中央主要負責人錯誤地認為這是取消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蘇區中央局根據臨時中央的決定，在黨內立刻開展所謂反對以羅明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并撤銷羅明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的職務。

隨后，臨時中央又在江西錯誤地開展反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斗爭，亦即反對“江西羅明路線”的斗爭。鄧小平時任中共會昌、尋鄔、安遠中心縣委書記；毛澤覃曾任蘇區中央局秘書長，永豐、吉安、泰和中心縣委書記；謝唯俊曾任贛西南特委委員、贛東特委書記、江西省第二軍分區司令員；古柏曾任尋鄔縣委書記、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黨團書記兼內務部部長、文化部部長。他們依據多年積累的斗爭經驗和當時的實際情況，分別發表過一些有利于反“圍剿”和鞏固根據地的意見，抵制冒險主義的錯誤做法。他們主張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廣大農村發展，不贊成“向著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發展”；主張“堅壁清野”，“誘敵深入”，不贊成把敵人擋在根據地大門之外，同敵人硬拼；主張群眾武裝、地方部隊和中央紅軍都應得到發展，不贊成用削弱地方部隊和群眾武裝的辦法來擴大紅軍；認為根據地的中心區和邊緣區的工作應加以區別，不能采取一樣的辦法。在土地分配問題上，他們堅持“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正確政策。關于行政工作及擴大紅軍、地方武裝等工作，他們主張“由政府計劃”，不應由黨代替政府去做。在這之前，即1931年11月初贛南會議前后，鄧小平對中央領導工作中的一些錯誤即有過抵制；毛澤覃、謝唯俊、古柏曾批評堅持“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人為“洋房子先生”，并針對某些人“山溝里沒有馬列主義”的說法，說過蘇區的山上有馬克思主義，倒是大城市產生了“立三路線”，等等。由于他們的正確意見是對“左”的“進攻路線”和政策的抵制，因此遭到錯誤的批判和打擊。

1933年3月下旬，蘇區中央局直接召開會昌、尋鄔、安遠三縣黨的積極分子會議，通過決議指責以鄧小平為書記的中心縣委執行了“純粹的防御路線”即“羅明路線”，并批評江西省委反“純粹防御路線”的斗爭不深入。4月下旬，在蘇區中央局的領導下，江西省委在全省開展反“江西羅明路線”的斗爭。這些斗爭，實際上反對的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對于反對國民黨軍隊第五次”圍剿“的斗爭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