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根據地軍民與“圍剿”之敵浴血奮戰的時候，離開鄂豫皖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于1932年底到達川陜邊，隨后同當地黨組織、地方武裝和人民群眾相結合，利用四川幾個地方軍閥正在為爭奪地盤而混戰的時機，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為中心的川陜根據地。1933年2月，先后成立了中共川陜省委和蘇維埃政府。

為了集中力量對付紅軍，四川各派軍閥取得暫時諒解，停止混戰。1933年1月，蔣介石委任軍閥田頌堯為川陜邊“剿匪”督辦。2月中旬，田頌堯率部分三路進攻川陜根據地，一度占領南江、巴中、通江。紅四方面軍采取“逐步收緊陣地”的作戰方針，自5月下旬起發動反攻，到6月中旬粉碎敵人的進攻，共俘敵1萬多人，恢復并擴大了原有的根據地。7月，紅四方面軍由四個師擴編為四個軍，共有4萬余人，由徐向前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治委員。這時的川陜根據地，北依巴山，南抵儀隴，東起萬源，西至蒼溪和廣元，人口達200余萬。8月至10月，紅四方面軍又在儀隴、南部間，營山、渠縣間，宣漢、達縣間發動三次戰役，共殲滅四川地方軍閥部隊近2萬人，并開辟了一些新區。10月底，王維舟領導的川東游擊軍擴編為紅三十三軍，王維舟任軍長，楊克明任政治委員。至此，紅四方面軍共轄5個軍15個師40多個團，約8萬人。

張國燾此時以中共中央代表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指揮一切。他堅持反抗國民黨的統治和四川軍閥的進攻，也贊成“收緊陣地”的作戰方針，贊成發動群眾進行土地革命。但是，他貫徹執行臨時中央的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方針，實行了許多過左的政策。在土地革命中，他主張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在經濟上消滅富農，損害中農利益，沒收中小工商業。在軍事上，他只要正規軍，不要地方軍，把地方武裝僅僅當作擴大紅軍的一種手段，每每采取”連根拔“的錯誤辦法補入主力紅軍。在統一戰線工作中，他繼續執行只要下層統一戰線的方針，拒絕與上層人物建立統一戰線關系，或者雖然建立了某種統一戰線關系，隨之又任意破裂。在肅反斗爭中，他存在著嚴重的主觀主義和軍閥主義傾向，使肅反工作中的錯誤嚴重發展，不少有文化、有經驗、有能力的干部遭到迫害。由于曠繼勛、曾中生、徐向前等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爭，并根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做了許多正確的和有益的工作，才減輕了張國燾的錯誤所造成的危害。但張國燾以”通敵“等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紅四軍軍長曠繼勛，逮捕了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曾中生，后來在長征途中把他秘密殺害。

1933年11月，四川軍閥劉湘糾集20萬人的兵力，以分進合擊、步步為營、穩扎穩打的戰術，對川陜根據地發動六路圍攻。紅四方面軍仍然采取”收緊陣地“的作戰方針，殲滅敵人的大量有生力量。到1934年9月，共俘敵2萬余人，繳槍3萬余支，粉碎了敵人的圍攻。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