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舊址

1932年5月，蔣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調集大批軍隊向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從1932年7月到1933年3月，蔣介石采取兩步走的戰略部署，先進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準備在得手之后，再全力進攻中央根據地。

1932年7月14日，蔣介石調動約30萬軍隊，發動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這時，在鄂豫皖地區的紅四方面軍有4.5萬余人。

此前，紅四方面軍在連續取得黃安、商潢、蘇家埠、潢光四次戰役的重大勝利后，主力和地方部隊均有較大的發展，鄂豫皖根據地空前擴大。張國燾被勝利沖昏頭腦，竟認為國民黨軍隊已成為“偏師”，它“動員任何多少部隊，都不堪紅軍的一擊”。他積極執行臨時中央關于攻打中心城市、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冒險主義方針。第四次“圍剿”開始前，他盲目輕敵，不做反“圍剿”的準備，堅持所謂不停頓的進攻戰略，以實現所謂威逼武漢的計劃，導致紅軍在這次反“圍剿”作戰中一開始即處于被動地位。

6月中旬，紅四方面軍主力出擊平漢路的信陽至廣水段。鑒于國民黨軍隊正在加緊部署“圍剿”和紅軍已經轉戰七個多月之久，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等人建議停止在平漢路上的進攻作戰，將主力集結到適當地區進行休整，認真做好反“圍剿”的準備。張國燾拒絕這個意見，命令紅軍主力南下圍攻麻城。8月初，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黃安危急，張國燾才決定撤麻城之圍，命令疲憊的紅軍主力兼程趕往黃安，后又轉向七里坪地區，堵擊敵軍。紅軍奮勇沖殺，雖給敵軍以重創，自己也遭到重大傷亡。隨后，國民黨軍隊開始會攻鄂豫皖根據地的政治中心新集。紅軍雖經五天激戰，斃傷敵軍2000余人，但敵軍仍繼續向前逼進，形成對紅軍三面包圍之勢。紅軍不得不退出新集，東轉皖西。

紅四方面軍主力到達皖西金家寨、燕子河地區之后，又面臨國民黨軍隊重兵壓境的嚴重局面。9月13日、24日，張國燾連電臨時中央告急。蘇區中央局在前方指揮作戰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接到臨時中央轉來的張國燾的電報后，立即回電。電報對紅四方面軍如何擺脫困境提出正確建議：為了打破敵人深入根據地的分路合擊，紅軍不應“固守一地，求戰太急”，而應誘敵深入，爭取在有利條件下，“在運動中選擇敵人薄弱部分，猛烈打擊與消滅敵人一點后，迅速轉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機動求得各個擊破敵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圍剿’”。但這時的張國燾已由盲目輕敵變為驚慌失措，認為“紅軍只可打一仗，就沒有打第二仗的力氣了”，不去執行這一正確的方針。10月10日，張國燾在河口以北的黃柴畈主持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提出主力“暫時離開蘇區”向外線作戰、伺機打回蘇區的主張。會后，紅四方面軍主力兩萬余人越過平漢路，向西轉移，實際上放棄了鄂豫皖根據地，只留下少數部隊(先后組成紅二十五軍和紅二十八軍)在當地艱苦奮戰。

紅四方面軍離開鄂豫皖根據地后，經過千辛萬苦，浴血奮戰，翻越秦嶺，渡過漢水，歷時兩個多月，行程3000里，于1932年底由陜南進到川北地區，開辟了川陜邊根據地。

蔣介石在“圍剿”鄂豫皖根據地的同時，另以10余萬兵力向湘鄂西根據地發起進攻。1932年7月初，國民黨軍隊首先進襲襄河兩岸，企圖消滅紅三軍和占領湘鄂西根據地。中共湘鄂西分局書記兼紅三軍政治委員夏曦執行冒險主義方針，先是輕敵冒進，命令紅三軍主力進到襄河以北的京山、應城、皂市之間的地區尋求作戰，遭到損失后又轉而實行消極防御，在根據地內構筑堡壘，準備固守。紅三軍因此遭到很大傷亡。8月，國民黨軍隊向洪湖根據地中心地區進攻。9月初，根據地大部分地區被敵軍占領，后方機關和人民群眾遭受重大損失，僅傷病員就有2000余人落人敵手。10月，根據湘鄂西分局的決定，紅三軍主力退出湘鄂西根據地，經豫西南、陜南，沿川鄂邊境南下，歷時兩個多月，于12月到達湘鄂邊的鶴峰地區。隨后，紅三軍即轉戰于湘鄂川邊地區。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