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變后全國規模的群眾抗日救亡運動興起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本應根據國內階級關系劇烈變動的新情況，制定出正確的戰略策略，以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推動以抗日戰爭為中心的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但是，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后的中央未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繼續推行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方針。這種錯誤方針的貫徹執行，使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和革命根據地的工作，都遭到程度不同的嚴重損失。

這時，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有許多是脫離中國實際的。共產國際套用國際關系是資本主義世界和社會主義世界對立這一公式，過分強調帝國主義國家反對蘇聯和反對中國革命的一致性，忽視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帝國主義國家間矛盾的發展；認為日本侵占中國東北不僅是反對中國勞動群眾和中國革命，而特別是向反蘇戰爭又前進了一步；要求中國共產黨不僅要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且要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并且強調以民眾革命推翻國民黨的統治是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中共臨時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也認為目前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的危險，是最主要的危險，而九一八事變則是反蘇戰爭的序幕。臨時中央雖然也指出日本帝國主義是要把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提出“進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戰爭來保衛中國”的正確口號，但從上述錯誤估計出發，又把“武裝保衛蘇聯”作為反對日本侵略斗爭的任務�！拔溲b保衛蘇聯”這個口號，極大地脫離中國的實際，很難為中國人民所接受。

臨時中央的領導者看不到日本侵略引起的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否認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中間勢力的抗日要求，否認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上正在發生分化。他們認為，當前形勢的特點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戰，中間勢力幫助國民黨維持它的統治，使群眾不去反對與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因而是最危險的敵人，應該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這些妥協的反革命派。1932年一二八事變發生后，上海民眾反日會中的共產黨黨團主張把召集“工農兵代表會議”的口號，改為召集“工農商學兵代表會議”的口號。臨時中央的領導者竟認為，這個口號里有個“商”字，是向資產階級投降，因而是根本錯誤的。當上�？箲鹱罴ち业臅r候，臨時中央于2月26日發表告全國民眾宣言，提出七條主張，除主張堅決抗日外，還號召“武裝的工人，農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這一民族的革命戰爭”，“由革命軍事委員會召集工農兵以及一切勞苦民眾的代表會議，它把政權交給民眾自己的政府”等等。這種號召完全排斥中間力量，要在敵人力量強大的城市立刻實行武裝奪取政權，是根本行不通的。臨時中央的領導者不懂得，在抗日已開始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時，不管哪個階層、派別、集團、個人，只要主張抗日，反對不抵抗主義，就是傾向于革命的，或者至少是有利于革命的。他們堅持認為，只有堅決擁護共產黨領導的蘇維埃政權，起來推翻國民黨政權，才算是革命，因而只要是資產階級，是屬于國民黨內的派系，即使主張抗日，仍然是反革命。他們所講的統一戰線，是排斥一切上層分子、排斥一切中間勢力、只要“兵”不要“官”的所謂下層群眾的統一戰線。他們還粗暴地指責黨內注意到和承認中間勢力的抗日傾向并表示愿意與之合作的同志，是做了國民黨各派及其他各派的俘虜。

臨時中央的領導者沒有把工作的重點放在擴大抗日統一戰線和發展革命力量上，而是片面強調國民黨政權與蘇維埃政權的對立。他們認為，國民黨統治的崩潰，正在加速地進行著，紅軍和蘇維埃政權能夠立刻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他們重新提出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方針，指令根據地的紅軍采取“積極進攻的策略”，攻打中心城市；規定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第一等的任務，是用最大的力量去開展城市工人的罷工斗爭。他們在領導城市工人運動時，繼續采取冒險主義的方針，如組織赤色工會，無條件地舉行沖廠、罷工、全行業罷工等。他們拒絕采用合法的形式來組織工人，開展斗爭。他們不顧客觀條件是否具備，要求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的黨組織，通過發動兵變和工農運動，創造出“北方的蘇維埃區域”，并為此于1932年6月在上海專門召開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會議通過《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開展游擊運動與創造北方蘇區的決議》等文件。在這些文件中，臨時中央錯誤地批判所謂”北方落后論“，否認全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給北方各省黨組織規定了不切實際的立即創造北方蘇區的任務和政策。

臨時中央的領導者也提出要爭取民族革命戰爭中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但上述他們所采取的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做法，只能損害革命力量，造成喪失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結果。

對于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方針，黨內的一些同志進行過抵制。在工人運動中，中央主管工運工作的劉少奇提出過反對冒險主義的主張。1931年至1932年間，他在不同的會議上同實行“左”傾錯誤方針的中央領導者發生爭論，并在此期間寫下十幾篇文章，比較系統地提出了工人運動的策略思想。他從客觀實際出發，指出當前工人斗爭的形勢不是“反攻與進攻”，而是“防御的與反攻的”；主張覺悟的工人應該加入到有群眾的黃色工會中去，爭取群眾，組織工人斗爭，擴大工會的影響；主張利用一切合法的機會，包括利用國民黨的工會法、工廠法中某些對于改善工人階級現狀有利的條文，來提出工人的要求，組織工人群眾的斗爭；強調罷工要有充分的準備，應該選擇于工人最有利的時機，恰當地提出罷工的要求，在不利的情況下，要善于適時地結束罷工，作有組織有計劃的退卻；主張向可能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以便與之聯合，采取共同行動，并在這個過程中去影響他們。劉少奇的這些正確主張，被指責為“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錯誤”。1932年3月召開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撤銷了他所擔任的中央職工部部長職務。后來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還決定，取消中央職工部，其工作任務交由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擔負。

這時，中國共產黨在北方各省的力量還很弱小。在日本侵略勢力已經威脅到華北地區時，黨本當適應群眾的抗日要求，發動和支持群眾的抗日愛國活動，積蓄和擴大革命力量。但是，在北方各省委聯席會議后，北方一些省的黨組織不顧客觀條件，先后發動多次毫無成功希望的武裝暴動。如山東省委自1932年8月至1933年9月，先后指示地方黨組織，在博興、益都(今青州市)、日照、沂水、蒼山、龍須崮發動六次大暴動，均遭到失敗。河北省委用限定日期的辦法，指令一些地方的黨組織發動幾次暴動，也遭到了失敗。

對于臨時中央的錯誤指導方針，北方黨組織內是有尖銳的反對意見的，其代表人物是李鐵夫。1933年至1934年初，他寫了十篇文章，批評北方黨組織實際上也就是批評臨時中央的”左“傾方針。他認為“北方落后論”是否認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是對革命形勢和群眾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的過高估計。他認為在華北不應提出立即實現創造新蘇區的任務，而應當抓住群眾的迫切要求，領導群眾進行日常的斗爭，以提高他們的覺悟和斗爭決心。他明確提出當前黨內的主要問題，是“左”傾空談和盲動主義。李鐵夫的正確意見，得到北方黨組織、團組織內一些同志的贊同和支持。但是，在執行錯誤方針的中央駐北方代表的指揮下，中共河北省委在1934年上半年開展所謂“反鐵夫路線”的斗爭，把這些意見壓制下去。李鐵夫受到撤銷領導職務的處分。

在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下，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進行活動本來就極其困難，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方針的推行，使這種困難變得更加嚴重，使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和工作遭到嚴重的損失。例如，從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三次大破壞，1933年又遭到四次破壞。唐山市委、北平市委等也遭到破壞。從1931年4月到1933年7月，中共山東省委遭到五次大破壞，并與中央失去聯系。國民黨統治區的工運工作也受到很大破壞，赤色工會會員到1932年1月剩下不足3000人。由于缺少掩護，臨時中央機關也難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于1933年1月遷人中央根據地。

臨時中央遷入根據地后，黨在上海成立中央局，作為臨時中央的派出機關，領導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負責同共產國際的聯系。上海中央局繼續執行冒險主義的方針。從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它遭到六次大破壞。1934年9月，由于中央局的電臺被破壞，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的無線電聯系被迫中斷。1935年2月，由于叛徒出賣，上海中央局及其在上海的下屬機關幾乎被國民黨特務機關全部破壞。7月后，上海中央局停止活動。國民黨統治區絕大多數黨的組織遭受極為嚴重的破壞。

盡管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使黨的工作環境更加惡化，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積極分子仍然前仆后繼，堅持斗爭。他們中的許多人從實際斗爭中逐漸汲取“左”傾錯誤的教訓，注意適應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的要求，突破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某些禁令，加強同群眾的聯系，使自己的工作有所改進。許多人在與黨組織失去聯系后，繼續以個人或少數人獨立分散作戰的方式，盡一切可能在艱險的環境中為革命保存力量，多做工作。他們在城市工作中學習運用公開合法的形式，領導工人群眾，為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反對壓迫和進行抗日救亡而斗爭。他們深入廣大青年學生之中，多方面影響和引導青年學生在抗日反蔣斗爭中發揮先鋒作用。他們還堅持做統戰工作，不但努力加強同下層群眾的聯系，而且努力同一些上層的進步人士、中間人士保持和發展聯系，使這些人逐漸了解黨、支持黨，同情或參加抗日反蔣斗爭。他們利用中國革命互濟會這類群眾團體，營救被捕的革命者，并籌款救濟其家屬。他們還多方面深入到農民、婦女、華僑、少數民族、國民黨士兵中進行革命活動。他們中間有些人盡管受到“左”傾領導者的打擊，但仍然以共產黨員的坦蕩胸懷，不計較個人得失，一心為共產主義理想、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而任勞任怨地工作。廣大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積極分子，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和鍛煉，始終與人民群眾同生死、共患難。他們中不少人被敵人逮捕甚至殺害。在上海龍華，在南京雨花臺，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監獄里和刑場上，在燃起抗日烽火的許多大小城鎮和鄉村，回蕩著這些先進戰士們為真理獻身而發出的革命最強音。

臨時中央的領導者還把冒險主義的方針推行到革命根據地中去。

1931年11月1日至5日，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團的主持下，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在江西瑞金葉坪村召開。會議就根據地問題、軍事問題、土地革命路線問題展開爭論。在這之前，中央根據地領導人從幾年實踐經驗中逐步總結出來的一些正確的政策，同臨時中央的政策并不一致。因此，這次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等文件，指責他們犯了一系列的“極嚴重錯誤”，即認為中央根據地在執行“國際路線”中“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土地革命中執行的是“富農路線”；紅軍“沒有完全脫離游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街市戰”；領導思想犯了“狹隘的經驗論”的錯誤；干部隊伍中“充滿”“階級異己分子”，等等。臨時中央主張加緊反對富農，在土地革命中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根據地和紅軍的領導成分要實現“無產階級化”，并洗刷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干部；紅軍應攻城略地，爭取實現”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強調要集中火力反”右傾“。這次會議盡管未點名，然而上述指責明顯地是針對毛澤東以及和他意見一致的領導人的。

1932年1月9日，臨時中央作出《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對革命形勢作了夸大的估計。決議認為紅軍和游擊隊的發展，已經“造成了包圍南昌吉安武漢等重要的與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勢”，“過去正確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現在是不同了”；“利用目前順利的政治與軍事的條件，占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是放到黨的全部工作與蘇維埃運動的議事日程上面了”。為著實現這個“總任務”，決議規定長江以南的紅軍主力奪取贛江流域的吉安、撫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實現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長江以北的各地紅軍要積極進攻，造成威脅武漢、長江下游及平漢鐵路的態勢。

此時，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的名義已被取消，所屬部隊歸剛成立不久的中革軍委指揮。贛南的紅軍在上述錯誤戰略方針的指導下，于1932年二三月間首先攻打國民黨軍隊固守的贛南重鎮贛州。對此，毛澤東事先表示不同意，但蘇區中央局多數成員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主張打贛州。根據中革軍委1月10日的軍事訓令，紅軍從2月4日開始圍攻贛州，歷時33天，未能攻克，部隊遭到很大傷亡。國民黨軍隊繼續增援，紅軍不得不撤圍。3月中旬，蘇區中央局在贛縣江口舉行會議，討論紅軍撤圍贛州后的行動方針。毛澤東提出向贛東北方向發展，以求在贛江以東、閩浙沿海以西、長江以南、五嶺山脈以北的廣大農村建立根據地。蘇區中央局的一些領導者拒絕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認為這是“曲解了贛州戰爭的教訓”，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他們堅持“以贛江流域為中心，向北發展”，迅速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隨即把紅軍分為兩路，紅三軍團組成西路軍，由彭德懷率領，到贛江西岸活動；紅一、紅五軍團組成中路軍，由毛澤東率領，在贛江東岸活動。稍后，蘇區中央局決定中路軍改稱東路軍開往福建，其任務是打擊福建的國民黨軍隊和侵入閩西的粵軍，鞏固閩西，準備以后集中東西兩路軍，繼續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

東路軍人閩后，毛澤東根據閩西的敵我形勢，致電蘇區中央局，建議攻取漳州，收繳軍用物資，幫助當地軍民開展游擊戰爭。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同意了毛澤東的建議。東路軍于1932年4月間先后攻占龍巖、漳州。這一勝利，對于鞏固閩西根據地，開展閩南的游擊戰爭，支援東江根據地人民的斗爭，具有重要作用。同時，也為紅軍此后的作戰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