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員林語堂、魯迅、史沫萊特合影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按照預定計劃，加緊在中國東北建立傀儡政權，把已被廢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從天津秘密接到東北。1932年3月9日，在吉林長春宣布成立以溥儀為”執政“的”滿洲國“。1934年3月1日，“滿洲國”改稱“滿洲帝國”，溥儀改稱“皇帝”。日本及其卵翼下的偽滿政權，對東北人民實行野蠻的法西斯統治，殘酷迫害和屠殺抗日人民。僅1932年9月在撫順平頂山一次就集體屠殺3000多人。它們在經濟上實行”統制“政策，大量掠奪東北的財富，摧殘中國民族工商業。在文化教育上實行法西斯文化專制政策，篡改歷史，企圖在東北人民中泯滅中國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識。九一八事變前東北原有的約30所大專院校，幾乎全部被查封。規定重新開辦的小學、中學、大學，必須把日語列為主課，并實行殖民主義的奴化思想教育。日本通過加強殖民統治，逐步地把東北變成它侵略華北乃至全中國的戰略基地。

日本在鞏固和加強對中國東北的統治的同時，更把侵略的矛頭進一步指向了華北。1933年1月初，日軍攻占華北與東北的交通咽喉山海關。2月下旬，日軍及偽軍10余萬人分三路向熱河進犯。3月初，國民黨的熱河省主席不戰而逃，百余日本騎兵輕而易舉地侵占省會承德，熱河全省淪陷。日軍占領熱河后，迅即南下向長城線上的軍事要隘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等地進犯，侵略矛頭直指北平、天津。駐守長城的中國軍隊，包括原屬馮玉祥的西北軍、原屬張學良的東北軍及蔣介石嫡系的中央軍共13個軍，在全國抗日浪潮的推動下，奮起抵抗，重創日軍，使全國人心為之一振。然而，當國民黨軍隊中的愛國官兵紛紛請纓殺敵時，蔣介石竟宣稱，在“剿共”前線的將領“若復以北上抗日請命，而無意剿匪者”，“決不稍加姑息”；“侈言抗日”者，“立斬無赦”。由于國民黨政府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駐守長城的中國軍隊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奮戰兩個多月，傷亡慘重，終歸失敗。日軍在侵占長城各口的同時，一面侵占察哈爾省東部的多倫、張北等七縣，一面南進侵占河北省的密云、平谷等地。已經侵占冀東的日軍強渡灤河西進，到5月下旬占領唐山、玉田、三河、香河等縣，直逼通縣，造成包圍平津的態勢。

5月初，日本軍部確定了對華北國民黨當局實行“以迫和為主，內變策應為從”的方針。國民黨政府急于同日本妥協，成立以黃郛為委員長的北平政務委員會，負責對日交涉停戰問題。5月31日，由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總參議熊斌與日本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簽訂《塘沽協定》，規定中國軍隊一律迅速撤退至延慶、昌平、順義、通縣、香河、寶坻、寧河、蘆臺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爾后不得越過該線，不作一切挑戰擾亂之行為。這個協定，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對中國東北三省和熱河省的侵占。這就使整個華北門戶洞開，為日軍進一步擴大侵略提供了條件。

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繼續高舉抗日的旗幟。1933年1月17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精神和中共代表團討論的意見，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項英、張國燾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名義起草的宣言正式發表，首次提出中國工農紅軍準備在三個條件下同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共同對日作戰的協定。這三個條件是：(一)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二)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的完整。1月26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發出《中央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論滿洲的狀況和我們黨的任務》(即“一二六指示信”)。信中指出：日本侵占東北后，“不僅滿洲的工人農民苦力小資產階級(小手工業者，學生，城市貧民)對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表示極端敵視，而且有一部分的有產階級直到現在對侵略者抱敵視態度“。因此，要”盡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計算到特殊的環境)反帝統一戰線來聚集和聯合一切可能的，雖然是不可靠的動搖的力量，共同的與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斗爭”。指示信在說明對各種游擊隊的政策時，除繼續強調建立下層統一戰線外，也提出“在某種程度和范圍內，或能實行上層的統一戰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一部分實行統一戰線”。5月15日，中共滿洲省委擴大會議作出關于接受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的決議，明確指出應“聯合一切反日力量，開展反日反帝斗爭與反日游擊運動”，并建立抗日聯合軍指揮部，以實現抗日武裝的統一戰線。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在三個條件下同任何武裝部隊聯合抗日的主張以及”一二六指示信“，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反映了黨的認識的發展，表明黨已經開始調整政策，朝著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邁進了一步。盡管由于這時黨內”左“傾關門主義的方針還沒有根本改變，又由于國民黨統治集團仍然堅持反共內戰和對日妥協的政策，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還難以很快在全國范圍內實現，但這一主張對于推進全國的抗日民主浪潮，對于促進一部分國民黨愛國軍隊和愛國人士同共產黨人合作抗日，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一度被國民黨政府鎮壓下去的抗日民主運動于1933年重新活躍起來。不僅工人、學生紛紛舉行集會，發表宣言、通電，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而且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工商界、文化教育界、宗教界、海外華僑以及國民黨內部一些愛國民主人士，也都積極活動，呼吁抗日。1933年2月，北平、天津、上海各界人士在北平集會，宣告成立東北熱河后援協進會。抗日救國日益成為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共同呼聲。

蔣介石集團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引起廣大人民的不滿和社會輿論的譴責。1933年1月20日，上海《申報》發表《攘外與安內孰先？》的時評，對“欲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提出批評。4月12日，天津《益世報》發表評論，批評蔣介石“清共以前，絕對不言抗日”的政策，“此則期期以為不可”，指出“先清內，后對外”，其結果是中國人自相屠殺，“外敵獲取漁人之利”。“從民族觀念的立場上說來，與其被外族征服，毋寧在同族中示退讓”。胡適主持的政治性周刊《獨立評論》，也在1月15日出版的第三十五號上發表丁文江的題為《假如我是蔣介石》的文章，批評不抵抗政策“是最下流的自殺政策”，它使中國變成“一大塊肥肉”，讓日本從從容容地“一刀一刀的割去”；“我們越不抵抗”，日本的“全亞洲主義越實現的快”。文章還建議蔣介石“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在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

以宋慶齡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堅決反對蔣介石集團的獨裁統治和不抵抗政策。1932年12月，宋慶齡和蔡元培、楊杏佛等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這個進步團體一面積極營救被國民黨政府逮捕的愛國革命人士，包括共產黨人如羅登賢、廖承志、陳賡等；一面揭露和抨擊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法西斯恐怖統治，爭取人民的各項民主自由權利。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還同上海20多個進步團體一起，組織國民御侮自救會。1933年5月24日，宋慶齡在自救會籌備大會上發表演說，號召團結全國抗日力量，反對國民黨的妥協投降政策。她要求國民黨政府派遣軍隊并組織義勇軍抵抗日本侵略，立即恢復人民的民主自由權利，停止向蘇維埃區域進攻。她還介紹了中華蘇維埃政府1月17日宣言中提出的愿在三個條件下同任何軍隊合作抗日的主張。

在全國抗日浪潮的推動下，1933年5月26日，馮玉祥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九一八事變后，馮玉祥曾多次發出通電，呼吁團結抗日，反對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總結北伐戰爭后期同中國共產黨分裂的教訓，重新謀求同共產黨合作，并同共產黨的北方組織建立了聯系。以馮玉祥為首的抗日同盟軍得到共產黨人的大力幫助，也得到群眾的廣泛支持，隊伍很快由數千人發展到10萬余人。抗日同盟軍于6月中旬在張家口召開軍民代表大會，通過關于同盟軍的綱領等決議案。會后，馮玉祥任命吉鴻昌(共產黨員)為北路前敵總指揮，方振武為北路前敵總司令，率部北上迎擊日、偽軍。6月下旬至7月初，抗日同盟軍連克康保、寶昌、沽源等縣，于7月12日收復察北重鎮多倫，并乘勝收復察哈爾省全部失地，使全國人心十分振奮。

中國共產黨加強了在抗日同盟軍中的工作。黨在同盟軍內建立前線工作委員會，受中共河北省委領導；并在軍內正式建立黨的基層組織，黨員約有300人。共產黨員在同盟軍中積極進行抗日的宣傳、組織工作，廣泛發動群眾，開展工農運動，以塞外名城張家口為中心，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熱潮。但此時中共臨時中央的領導者仍然不能正確認識國內階級關系發生的深刻變化，不能正確地處理同國民黨內愿意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的愛國將領的關系。他們認為馮玉祥同其他國民黨新軍閥“根本沒有區別”，指責在同盟軍內工作的共產黨員只是“忙于組織暫時的上層的統一戰線”，而沒有注意對下層群眾的爭取，是“右傾”、“機會主義”等等。臨時中央和中央駐北方代表還錯誤地指示同盟軍中黨的前委，要求將在黨影響下的軍隊“發展成為紅軍”，帶到河北、山西兩省交界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實行土地革命。這種錯誤方針，使得很多共產黨員經過艱苦努力建立起來的局部合作抗日的局面難以維持下去。

國民黨政府對抗日同盟軍采取軟硬兼施的破壞政策，先后調集16個整師共15萬余人的兵力進行“圍剿”，并對馮玉祥部下進行政治拉攏和分化瓦解。馮玉祥在內外交困、腹背受敵的情況下，被迫于8月5日通電宣布將察省軍政大權交國民黨政府任命的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辦理，隨后撤銷抗日同盟軍總部。

馮玉祥離去后，抗日同盟軍的大部被宋哲元收編，一部分在共產黨影響下的部隊1萬余人根據前委的決定，轉戰于熱河、長城一線。到10月中旬，該部在北平近郊遭受日軍和國民黨軍隊的聯合進攻，終因眾寡懸殊，傷亡慘重，彈盡糧絕而失敗。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鴻昌喬裝潛回天津，繼續進行抗日活動。不久，他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審訊，于1934年11月24日在北平英勇就義。

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雖然遭到失敗，但中國共產黨開創的同部分國民黨人局部合作抗日的新局面及其經驗，對于推動全國的抗日運動，促進國共兩黨以后的合作抗日，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