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正當國民黨統治集團調動兵力大規模”圍剿“紅軍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了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戰爭。發生在沈陽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政府長期以來推行對華侵略擴張政策的必然結果,是它企圖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而采取的嚴重步驟。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蓄謀已久的。還在清朝末年,它就通過發動甲午戰爭和1904年至1905年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日俄戰爭等侵略擴張行動,迫使清政府訂立 不平等條約,侵占中國臺灣,并把中國東北的南部地區強行劃為自己的勢力范圍。日本在中國東北設立殖民機構,如關東都督府、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駐奉天總領事館等,建立關東軍,對東北進行全面的政治、軍事控制和經濟掠奪。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政府召開東方會議制定《對華政策綱要》。會后,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根據會議精神起草一份奏折呈送天皇(即”田中奏折“)。東方會議和“田中奏折”,確立了先獨占中國東北、內蒙古進而侵占全中國的擴張政策。
1929年秋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使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帝國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間、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工人和資本家 之間的矛盾空前尖銳。為了擺脫危機,帝國主義各國政府在對國內各階層人民進行殘酷統治和壓榨的同時,加快了對外侵略擴張的步伐。日本受到這次經濟危機的猛 烈沖擊,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面對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日本統治集團更急于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以緩和國內的階級矛盾,擺脫經濟危機帶來的困境。 1931年上半年,日本政府及其在中國東北的殖民機構加緊進行武裝侵略的一系列政治、軍事部署。從九一八事變開始的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完全是在精心策劃下發動的。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駐中國東北的侵略軍——關東軍自行炸毀沈陽北郊柳條湖附近南滿鐵路的一段路軌,反誣中國軍隊破壞鐵路, 并以此為借口,突然襲擊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沈陽城。9月19日晨,日軍侵占沈陽,隨即在幾天內侵占安東(今丹東)、海城、營口、遼陽、鞍山、鐵嶺、本 溪、撫順、四平、長春、吉林等20多座城市及其周圍廣大地區。9月,遼寧(除錦州及遼西)、吉林兩省淪陷。11月,黑龍江省基本淪陷。1932年1月,錦 州及遼西地區淪陷。2月,哈爾濱淪陷。至此,在短短四個多月內,整個東北百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淪為日本的占領地。
日本所以能夠如此輕易地 實現它的侵略計劃,主要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對日本的侵略實行不抵抗政策的結果。九一八事變前,日軍已在中國東北制造多起事端(如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等),其侵占東北的野心早已昭然于世。但是,蔣介石既忙于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和軍閥混戰,更忙于調集軍隊“圍剿”紅軍,而置民族危機于不顧。 1931年7月至9月,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對中央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并親赴南昌督戰。七八月間,他連續致電張學良,訓令地方當局壓制人民對日本 挑釁的反抗。中村事件發生后,他在8月16日的電報中稱: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沖突。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國民黨南京政府竟電告東北軍:日軍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
張學良在1928年底實行東北易幟的時候,本想通過依附南京政府來增強自身抵抗日本的實力,不料卻被蔣介石拖入關內內戰的漩渦,使東北的防務受到削弱。1930年9月和1931年7月,東北軍十幾萬人先后進駐北平(1928年6月北京改稱北平)、天津一帶。盡管如此,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日本關東軍只有1萬多人,而中國東北軍留在關外的兵力仍有十幾萬。但這些東北 軍部隊多次接受力避沖突的訓令,在日軍的突然襲擊面前,除小部分違反蔣介石的命令奮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戰而退。
蔣介石采取不抵抗主義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御侮“。他所謂的安內,主要是指繼續“圍剿”工農紅軍、鎮壓抗日愛國力量和排除內部異己力量。他所謂的攘外,在此時其實不過是謀求同日本侵略者的妥協。同清朝末年以來的反動統治者一樣,蔣介石總是把國內革命人民看作致命的敵人,決心用主要的力量來對付。他認定“外寇不足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因此,必須“先清內匪再言抗日”。他由于不愿發動人民,因而十分缺乏爭取抗日斗爭勝利的信心。他襲用過去中國統治者以夷制夷的故伎,把制止日本侵略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企求英、美等國出面干涉上,幻想依賴國際聯盟(簡稱國聯)壓迫日本撤兵。9月21日, 南京政府就九一八事變向國聯提出申訴,并向全國宣告,“要求國人鎮靜忍耐”,“信賴國聯公理處斷”。
但是,為英、法等國操縱的國聯并不像國民黨政府所希求的那樣,對日本實行制裁措施。國聯理事會對日本的侵略不作任何譴責,只是勸告中日雙方協商日方撤兵事宜。日本對國聯作出的限期撤兵的決議拒 絕接受,國聯也無可奈何。1932年1月,國聯成立由英、美、法、德、意五國代表組成的調查團,隨即來中國東北進行調查,并于10月公布國聯調查報告書。 報告書總的傾向是犧牲中國,姑息日本的侵略行為。它提出一個對中國東北實行國際共管的方案,反映了英、美、法等國不甘心日本獨占而要共同控制中國東北的企圖。但是日本以宣布退出國聯加以抗拒。日本這種放肆侵略中國和大膽對抗國聯干預的行為,加深了它同英、美、法等國之間的矛盾。后者不愿日本擴張其在華勢力,損害它們自身在中國的權益,但又想利用日本對付蘇聯和遏制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坐收漁人之利。同英、法兩國相比,美國對中國東北地區的貿易和投資在九一八事變前有較快的增長,它對日本的不斷擴張表示明顯不滿。九一八事變后,美國政府提出所謂“不承認主義”。實際上,這個“不承認主義”所維護的并不是中國的主權,而是美國的在華特權和利益。雖然美國限于種種條件還不愿對日本作出多少實質性的反應,但美、日兩國統治者都看到,它們之間圍繞中國問題的利害沖突將會發展下去。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