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畫《毛澤東考察湖南農民運動》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紅軍戰爭和根據地建設的過程中，通過艱難的探索，到1930年的上半年，逐步地解決了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

中國革命的新道路，是在黨和人民的集體奮斗中開辟出來的。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作出了最卓越的貢獻。他不僅在實踐上首先把武裝斗爭的立足點放在農村，領導開創井岡山根據地，創造性地解決了為堅持和發展農村根據地所必須解決的一系列根本問題，而且從理論上對中國革命的道路問題作了初步的說明。

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過程中，毛澤東明確地指出：“以農業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征”；并且“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武裝斗爭之所以成為中國革命的一種特征，是因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反動統治者總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來維持其統治的。在這里，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共產黨不可能經過合法斗爭來教育群眾，積蓄革命力量。黨要領導人民群眾起來革命，就必須拿起武器進行戰斗。

中國革命戰爭主要是在農村區域進行的。由于敵人十分強大，紅軍極為弱小，在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內曾有人對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可能性表示懷疑。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全會作出的《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問題的議決案》，斷定中國共產黨進行的游擊戰爭，建立的小塊根據地是散亂的，不相關聯的，必致失敗的，要求中國黨“反對對于游擊戰爭的溺愛”，強調要以城市為中心，“準備城市與鄉村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6月，共產國際領導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報告，仍認為中國黨應以城市為中心，反對在農村建立鞏固的根據地，主張紅軍走州過府、流動游擊。中共中央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也主張以城市為中心。即便是正在農村從事武裝斗爭的毛澤東，對這個問題也是逐步地認識清楚的。1928年5月、10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一、第二次代表大會，已經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并且對于中國農村區域小塊紅色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原因進行了論證，從而給予從事農村斗爭的同志以重要的理論武裝，使之增強了建設農村根據地的信心和決心。不過，這時他還沒有形成全黨應把工作中心放在農村的思想，也還是認為要以城市工作為中心，并且是抱著影響和配合城市工作的目的而主張在閩浙贛邊創造根據地的。在紅四軍進軍贛南、閩西的實踐中，特別是從1929年到1930年，毛澤東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此時，農村游擊戰爭已經廣泛地發展，并且有力地顯示出它在中國革命中所占據的突出地位，而城市斗爭則始終處于困難的境地。實踐表明，中國革命要走上勝利發展的道路，必須把工作中心放在農村。當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還認識不到這一點的時候，毛澤東從中國國情出發，經過探索并總結經驗，提出了以鄉村為中心的思想。

毛澤東闡明中國革命只能走與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道路。他在1930年1月給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信①中指出，那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是于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他指出：中國是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由此就發生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現象，有了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權中小塊紅色區域存在和發展的可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也就是在局部地區內的革命政權)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結果，并且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批評把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與發揮農民的革命主力軍作用對立起來的觀點，重申1929年4月紅四軍前委復中央信中提出的中國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的發展超過工人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他總結各地紅軍、游擊隊和根據地建設的經驗，指出執行“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必須采取“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他著重地指明堅持農村根據地斗爭的意義，認為“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群眾的信仰，如蘇聯之于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瓦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為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這些論述，實際上提出了把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移到農村，在農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深入進行土地革命，建立和發展紅色政權，待條件成熟時再奪取全國政權的關于中國革命新道路的思想。

毛澤東闡明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武裝奪取政權學說的重大發展。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選擇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完全是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的。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必須把工作重心首先放在鄉村，不僅是由于占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軍，農民所在的廣大農村應當成為民主革命走向勝利的主要戰略基地，而且是由于敵強我弱的形勢決定了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期性。由此也就決定了必須在反革命力量相對薄弱的農村建立根據地，以積蓄、鍛煉和發展革命力量，經過長期的斗爭，逐步地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當然，著重于農村根據地的工作，不是說可以放棄城市工作。相反，如果沒有充分的城市工作，也達不到革命勝利的目的。

在大革命失敗以后，如果不承認中國革命首先應以鄉村為中心，那就只有兩種可能的選擇：或者是放棄革命斗爭去同帝國主義者及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妥協；或者是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同強大的敵人作決定勝負的戰斗。這兩種選擇的性質雖根本不同，但其結局是相同的，那就是導致中國革命的失敗。

在農村建立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集體創造。它反映中國革命發展的特殊規律，指明了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唯一正確的道路。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但是正確地認識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卻是非常不容易的。20世紀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中國共產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俄國革命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嚴重地阻礙著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是毛澤東等沖破教條主義束縛開創出來的。走這條道路，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來自教條主義者的重重阻力。比如，1930年5月，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就以“記者”名義發表文章，批評主張農村包圍城市的觀點違反了“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領導者，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這個馬克思主義原理。

為了反對黨和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毛澤東在1930年5月寫下一篇題為《調查工作》的文章，深刻地闡明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堅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原則的重要性。毛澤東強調指出，離開實際調查，就要產生唯心的階級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導，其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為了洗刷唯心精神，他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科學論斷。

認識來源于實踐，而實踐的主體是群眾。因此，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同堅持依靠群眾的工作路線是一致的。毛澤東指出：“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他號召人們：“到斗爭中去！”“到群眾中作實際調查去！”

中國革命需要學習別國革命的經驗，但這種學習并不是要求人們去照抄書本上的個別詞句或別國革命的具體公式。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為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必須認真地調查研究中國的情況，獨立地思考和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正因為堅持了這樣一條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善于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善于總結群眾斗爭的新鮮經驗，所以才能夠在中國革命的轉折關頭，表現出革命的首創精神，顯示出巨大的理論勇氣，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道路的思想，從而為復興中國革命和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指明了唯一正確的道路。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