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福建龍巖的紅四軍司令部舊址

堅持農村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必須建設一個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和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能否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是革命成敗的關鍵。

在農村進行無產階級政黨和新型人民軍隊的建設，曾經走過艱難的道路。這是因為大革命失敗后，隨著白色恐怖下城市斗爭的受挫和農村革命斗爭的開展，中國共產黨的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 據1928年黨的六大時統計，黨員成分為農民占黨員總人數的76.6%、士兵占0.8%、知識分子占6.9%、 其他成分占4.8%，工人只占10.9%。到1929年6月黨的六屆二中全會召開時，工人黨員占黨員總人數的比例又減少到7%。黨員成分的這種新的構成，在紅軍中尤為突出。紅軍是以農民為主體組織起來的，另外還有受革命影響的北伐軍官兵以及從國民黨軍隊中起義或解放過來的官兵，他們原先大多數也是農民。紅軍中還有一部分城市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據1929年5月的統計，紅四軍全軍約4000人，其中黨員1329人，占33.2%。在這些黨員中，有工人310人，占23.4%；農民626人，占47%；小商人106人，占8%；學生192人，占14%；其他95人，占7%。黨員中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占70%。紅軍和紅軍中的黨組織長期在農村游擊戰爭的環境中活動，必然要受到來自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他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影響。這些非無產階級思想，嚴重地妨礙黨的路線的貫徹執行。

在農村游擊戰爭的環境中，在黨員成分主要是農民的條件下，如何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把黨建設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把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成為亟待解決的帶根本性的問題。

解決這個問題的障礙主要來自共產國際。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是與工人階級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共產國際領導人從這一世界各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一般原理出發，指導中國黨的建設。他們批評中國共產黨重視農民甚于重視工人，擔心中國黨長期在農村會喪失無產階級先進性，變成農民黨。因此要求中國黨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片面強調加緊在工人中發展黨員，提拔工人出身的黨員到領導崗位。從當時黨的實際狀況看，共產國際的擔心不無道理，但按照共產國際指示的辦法卻解決不了中國黨的問題。因為在中國這個農業大國，革命的中心在廣大農村，共產黨要大發展，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是不可避免的。

受共產國際的影響，中共中央堅持八七會議以來強調工人成分的片面認識。面對農民出身的黨員已在黨員總人數中占絕大多數這個現實，中共中央拿不出解決辦法，只是反復強調要發展工人黨員。直到1929年6月，黨的六屆二中全會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依然認為，黨的主要弱點是無產階級基礎還不寬廣，重工業工人中黨的發展極弱，支部生活多不健全，從斗爭中吸收進來的積極分子還不多見，黨的干部缺乏尤其是工人干部缺乏。中共中央認為只有在工人中大量發展黨員，才能解決這些問題，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顯然，這是不符合實際的。

要在中國社會條件下保持黨的先進性，必須根據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要求，探索出解決黨的建設的新辦法。這個問題是毛澤東在實踐中創造性地解決的。早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感到：“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到贛南、閩西后，紅四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更加嚴重。極端民主化，重軍事輕政治，不重視建立鞏固的根據地、主張流動游擊的流寇主義等錯誤思想，在黨內有著相當大的影響。

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對于這些不正確的思想傾向，曾力圖加以糾正。但紅四軍黨內部分領導干部在創建根據地、在紅軍中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等問題上，存在著認識上的分歧和爭論。毛澤東認為應當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實行民主集中制，發動群眾，建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而有些同志由于經驗不足和受舊軍隊思想的影響，忽視黨的領導和思想政治工作，強調“司令部對外”和提高軍官權威，主張取消士兵委員會；不重視根據地建設，主張進行“走州過府”式的“流動游擊”；認為實行“從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實行“家長制”，主張事無巨細均應交下級討論后才能作出決定，等等。1929年6月下旬，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巖召開。毛澤東打算通過總結建軍以來的經驗，解決爭論的問題。但他的正確主張未能為多數同志所認識和接受。大會在中央并未指示改組前委的情況下，改選了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繼續當選。這一職務改由陳毅擔任。這次大會沒有正確解決紅四軍存在的主要問題，后果是不好的。

大會結束后，毛澤東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協助指導地方工作。陳毅到上海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軍事會議，匯報紅四軍工作，前委書記由朱德代理。失去毛澤東正確領導的紅四軍，在“政策上發現許多錯誤，黨及紅軍組織皆松懈”。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討論紅軍法規等問題。由于認識不一致，會議未獲結果。許多人對現狀不滿，要求毛澤東返回紅四軍復職。

還在紅四軍黨的七大結束時，前委即將大會決議及其他有關文件上報中共中央。中央收到紅四軍七大文件后，立即覺察到紅四軍領導層分歧的嚴重性。8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紅四軍問題，決定由周恩來代表中央起草一封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八月來信)。8月20日，指示信寫成并發出。信中對紅四軍黨內爭論的幾個主要的原則問題提出明確意見，明顯地贊同毛澤東的觀點。8月下旬，陳毅到達上海。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陳毅關于紅四軍全面情況的詳細匯報，并決定組成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負責起草對紅四軍工作的指示文件。9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這封指示信是陳毅按照中央政治局會議精神和周恩來、李立三的多次談話要點代中央起草并經周恩來審定的。

九月來信詳細地分析軍閥混戰的政治形勢，總結紅四軍及各地紅軍的斗爭經驗，說明了紅軍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強調“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指示信明確規定紅軍的基本任務是：“一，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并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于全國。”指示信分析紅軍黨內的狀況，著重指出：“只有加強無產階級意識的領導，才可以使之減少農民意識”；對于紅軍中的種種錯誤觀念，“前委應堅決以斗爭的態度來肅清之”。關于紅軍中黨的工作，指示信強調應將“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同時，“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由行政機關去辦”。中共中央的這封指示信，對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問題作出明確的結論，對紅四軍領導人有所批評，但是強調了團結，要紅四軍前委和全體干部戰士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提高指導機關的威信，并明確指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