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岡山上紅旗揚

黨的六大以后，各地黨組織抓住國民黨新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發動農民開展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紅軍和根據地不斷鞏固和擴大。其中影響最大的，首推毛澤東、朱德領導開辟的贛南、閩西根據地。

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會剿”后，井岡山根據地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這引起國民黨當局的恐慌。1928年12月，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在朱培德、何鍵、金漢鼎的指揮下，以六個旅3萬人的兵力，分五路對井岡山根據地發動第三次“會剿”。同時，加緊了對井岡山根據地的經濟封鎖。紅四軍不僅面臨數倍于己的敵人的進攻，而且經濟十分困難，再次面臨建軍以來最嚴峻的考驗。

為了打破敵人的“會剿”，1929年1月4日，前委書記毛澤東在江西寧岡縣柏露村主持召開由紅四軍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和紅五軍軍委以及各縣縣委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會議討論反“會剿”的部署，決定采取“攻勢的防御”戰略，由彭德懷、滕代遠指揮紅五軍主力和紅四軍第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由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出擊，以便解決由于敵人的軍事“會剿”和經濟封鎖造成的困難，以內線和外線相互配合的辦法打破敵軍的“會剿”，保衛和發展根據地。

1929年1月14日，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率紅四軍主力3600多人離開井岡山根據地，踏上轉戰贛南的艱難行程。由于脫離根據地作戰，沒有地方黨組織的接應和群眾的配合，紅四軍處境非常困難。首戰大庾(今大余)失利后，再戰平頂坳、崇仙圩、圳下、瑞金皆失利。2月10日大柏地一戰，紅四軍激戰近一晝夜，至11日下午殲滅尾追之敵大部，俘敵800多人，取得戰斗的勝利，從而改變了下山以來屢戰屢敗、被動挨打的局面。不久，紅四軍在吉安的東固根據地與李文林、段月泉等分別領導的江西紅軍獨立第二、第四團會合。這時，紅四軍得知井岡山已被敵人占領，原定內外線配合打破敵人“會剿”的計劃已無法實現。鑒于這種情況，紅四軍遂于2月下旬經廣昌、石城等地向閩贛邊界挺進。3月，紅四軍第一次進入福建省境內，消滅地方軍閥郭鳳鳴旅，乘勝進占長汀縣城，并成立長汀縣革命委員會。3月20日，前委決定紅四軍在贛南、閩西發動群眾，進行游擊戰爭，創建新的根據地。4月，紅四軍由福建回師贛南，先后進占瑞金、雩都、寧都、興國等縣城，積極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初步打開了局面。

1929年4月3日，毛澤東、朱德在瑞金接到中共中央于2月7日根據共產國際領導人的意見寫來的信。由于對工農武裝割據的意義估計不足，對形勢的估計比較悲觀，中央在信中要求“將紅軍的武裝力量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人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認為這樣才能“避免敵人目標的集中”；并要求朱德、毛澤東“離開部隊來中央”，以免“徒惹敵人更多的注意”。4月5日，紅四軍前委復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主張利用蔣桂兩派軍閥爭奪江西的時機，積極進取，采取“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的戰略方針。前委在信中還指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不得工人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發展超過工人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后來由于蔣桂戰爭爆發，中央改變了二月來信中所提出的一些意見。

1929年5月至10月間，紅四軍乘福建軍閥到廣東參加粵桂戰爭造成閩西空虛的時機，先后兩次進入閩西，殲滅當地軍閥陳國輝旅和盧新銘旅。這時，贛西南地區的革命武裝力量也有很大的發展。11月，羅炳輝(共產黨員)率領國民黨吉安靖衛大隊舉行起義，改編為紅軍。到1930年春，包括興國、雩都、寧都、瑞金、贛縣、安遠、尋鄔、信聿、南康等縣的贛南根據地和包括龍巖、永定、上杭、武平、長汀、連城等縣的閩西根據地初步形成。1930年3月，贛西南、閩西蘇維埃政府相繼成立，曾山、鄧子恢分別擔任政府主席。6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紅四軍和閩西的紅十二軍及贛西南的紅六軍合編為紅軍第一路軍，接著又改稱紅軍第一軍團，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和前委書記。后來，由贛西南地方武裝組成的紅二十軍和紅二十二軍也劃歸紅一軍團建制。

贛南、閩西根據地的形成和發展，為后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并對各地區紅軍游擊戰爭的發展和根據地的建設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