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六大以后，黨還與陳獨秀等人同中國的托洛茨基反對派(簡稱托派)結合而成的托陳取消派進行了斗爭。

中國托派的最初來源，是直接受到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義影響的少數中國留蘇學生。他們中的一些人于1927年底和1929年先后回到國內，從事托派活動，大力宣傳托洛茨基關于中國革命的觀點。雖然托洛茨基對大革命后期蔣介石、汪精衛兩個集團的階級實質的認識，對他們將要叛變革命的判斷，對斯大林在指導中國革命中的錯誤的批評，有些是正確的或基本正確的，但托洛茨基對大革命失敗后的中國社會性質、革命性質、階級關系和戰略策略的認識，則是錯誤的。他認為，在大革命時期，中國的無產階級不應當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共產黨員不應當加入國民黨；在武漢汪精衛政府叛變之前，中國的無產階級就應當立即建立蘇維埃政權；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已經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國革命已經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但由于沒有革命高潮，中國共產黨不應當組織紅軍，進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建立工農蘇維埃的斗爭。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爭取關稅自主，沒收中外資本家的大企業和工廠，準備開展國民會議運動。

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應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責。這一看法，得到陳獨秀的認同。這是陳獨秀參加中國托派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革命失敗后，陳獨秀被停職而離開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回到上海后，他一面按照中央的要求，經常寫一些文筆犀利的雜文，以“撒翁”的筆名發表在黨的刊物上，揭露鞭撻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一面反省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關注當前形勢和黨的路線、策略。對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并不認為自己沒有責任，但他認為在許多問題上共產國際的指導是錯誤的，自己是被迫執行，共產國際應負主要的責任。因此，他對共產國際文過飾非，把大革命過程中的錯誤和大革命失敗的責任都推到自己身上十分不滿。應當指出，對于大革命的失敗，共產國際不承擔應有的責任，而把責任完全推給陳獨秀是不適當的。

1929年春，當陳獨秀、彭述之看到托洛茨基論述中國革命的文件時，引起思想上的共鳴，認為托洛茨基對于中國大革命失敗的分析是公正的。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陳獨秀等接受托派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并開始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組織“左派反對派”。

大革命失敗后，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中，強調建立人民軍隊，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進行土地革命，是正確的，但也存在嚴重的“左”的錯誤。陳獨秀不同意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領導人關于革命形勢“不斷高漲”，“是直接革命形勢”的觀點，認為中國革命已處于低潮。他對中央臨時政治局提出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不同其他黨派合作的“左”的綱領和策略，也不贊成。但是，陳獨秀對革命形勢作了過于悲觀的估計。他反對八七會議確定的武裝起義的方針，認為在革命低潮形勢下只應實行完全退卻和防御的策略，主張工農運動不要有所動作，尤其不可存有以暴動奪取政權的幻想，只應偏重于經濟斗爭，如“不交租，不完糧，不納稅，不還債”等。顯然，這些觀點是錯誤的。

尤其是在中國的社會性質及革命性質、任務、道路等一系列根本問題上，陳獨秀反對黨的六大路線，提出了同黨對立的主張。1929年8月至10月，他多次寫信給中共中央，認為大革命失敗后階級關系轉變的特征，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取得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越地位；而封建殘余在這一大轉變時期中受到最后打擊，已經變成殘余勢力之殘余；國民黨的南京政府已經是以資產階級為中心、為領導的政權；中國已經走上資本主義和平發展的道路，無產階級應待資本主義高度發達之后，再去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樣，他就在實際上提出了取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的觀點。他還認為，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進入反革命勢力全盛的時代，民主革命已經過去，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尚未成熟，在沒有革命局勢的現階段，無產階級只能進行以召集“國民會議”為總的政治口號的合法運動。這樣，他就在實際上否定了黨所領導的武裝斗爭。陳獨秀在中央對他的信件未作出答復以前，便將這些信件經過彭述之等在黨內散發，鼓動一些人起來反對黨的路線，并且秘密進行小組織活動。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中央通告第四十四號--關于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號召全黨開展反對托派的斗爭，在思想上、理論上駁斥托派的謬論，并決定將托派骨干分子一律清除出黨，對一般分子采取教育方法進行挽救。10月，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茨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對陳獨秀等人的取消主義理論作了進一步批判，要求他們立即解散黨內的托派小組織，停止一切反黨的宣傳和活動，并給予參加者以組織上的制裁。但是，陳獨秀等人不接受黨對他們的多次教育和挽救，不接受中央指派的工作，并且公開反對六大路線和擁護托洛茨基主義，繼續進行宗派活動。為此，中共中央在11月15日作出決定，把陳獨秀、彭述之等人開除出黨。

1929年12月10日，陳獨秀公開發表《告全黨同志書》。12月15日，陳獨秀等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托陳取消派綱領)。到1931年5月，幾個托派小組織(“無產者社”派、“我們的話”派、“十月社”派、“戰斗社”派等)在上海聯合召開統一大會，成立了以陳獨秀為書記的所謂“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又稱“中國共產主義同盟”或“中國共產黨列寧主義左翼反對派”)。由于托陳取消派的主張脫離中國實際，加之內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統一組織很快就陷于分裂和癱瘓，并沒有在社會上產生重大的影響。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