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會議后，中國共產黨領導起義，開展武裝斗爭，實現了斗爭形式的轉變。然而，這時的中共中央并沒有認識到革命形勢已經轉入低潮，而是錯誤地估計形勢，不顧主客觀條件，盲目地要求一些地區舉行武裝起義。因此，黨內的“左”傾情緒逐步滋長起來。

1927年10月下旬，爆發了國民黨新軍閥李宗仁與唐生智之間的寧漢戰爭。10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反對軍閥戰爭宣言》。宣言對中國革命形勢及條件不作客觀分析，提出：“我們應當使這種軍閥戰爭變成勞動民眾反對一切軍閥地主豪紳資產階級的革命戰爭，變成反對一切壓迫剝削以及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要一下子消滅一切軍閥的戰爭。”10月底，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認為，當前的革命潮流是高漲的，中國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具備，黨應當匯合各種暴動發展成為總暴動。為此，11月1日，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通過《中央通告第十五號——關于全國軍閥混戰局面和黨的暴動政策》。通告認為，在全國混戰的局面下，廣東、湖北、湖南、江西、江蘇、浙江、山東及北方的工人和農民群眾“仍然急遽的革命化”，“客觀上有一觸即發，起來推翻一切豪紳軍閥政權的趨勢”。通告提出，黨現時的政策就是發動工農武裝暴動，推翻一切軍閥統治，建立工農兵士貧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的政權。通告認為，只有各地努力發動群眾，方能匯合而為全國總暴動的局面。這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幻想只要乘軍閥混戰之機發動各地起義，就能像俄國十月革命那樣，一舉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

中國共產黨內出現的這種”左“傾情緒，與共產國際“左”傾理論的指導有關。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于1927年7月下旬到達中國后，不但積極貫徹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的“三階段”論，而且有所發展。他為八七會議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黨員書》中，混淆了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的界限。8月，他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認為，民族資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之初期，即已完結了他們的革命作用。現在呢，這一階級的各種成分，甚至其中最急進的分子，都已完全走人了反革命的營壘，而成為反革命之最積極的動力之一”。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并沒有截然分為兩段的界線”。

在革命形勢已經轉入低潮的情況下，黨需要認真總結南昌起義以來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恰當地分析形勢，制定出推動中國革命走向復興的策略。然而，在共產國際”左“傾錯誤理論指導下，中共中央并沒有做到這一點。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瞿秋白主持，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參加。會議通過羅米那茲起草的《中國現狀與黨的任務決議案》以及組織問題、政治紀律問題等決議。決議案一方面正確地號召一切革命力量在共產黨領導下，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堅決領導農民暴動，實行農村割據；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歸農民耕種；組織工農革命軍，開展游擊戰爭，等等。但另一方面，又認為中國革命是所謂“無間斷的革命”，“現在的革命斗爭，已經必然要超越民權主義的范圍而急遽的進展”，“必然要澈底解決民權主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于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樣，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會議接受羅米那茲的”左“傾觀點，認為蔣介石的叛變就是整個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汪精衛的叛變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叛變，因而提出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時，還要反對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會議不承認革命形勢處于低潮，認為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已經處于崩潰的邊緣，現時全中國的狀況是直接革命的形勢。會議據此確定了實行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并要求農村暴動同城市暴動相結合，而以城市暴動為”中心及指導者“，以形成城鄉的武裝總暴動，直到造成一省或幾省的革命勝利的局面。會議還規定了一系列過左的政策，如主張沒收中外大資本家的企業，“工廠歸工人管”，要求在農民暴動時“極端嚴厲絕無顧惜的殺盡豪紳反革命派”，等等。根據羅米那茲的提議，會議對八七會議后各地武裝起義所遭受的失敗和挫折不作具體分析，片面地指責起義領導人“猶豫動搖”、“違背中央政策”和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并決定給予南昌起義和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的領導人及有關省委的負責人周恩來、譚平山、毛澤東、彭公達等以不同的政治紀律處分。

這次擴大會議在肯定八七會議以來黨在組織上的進步的同時，還把黨的指導機關和黨員成分工農化的指導思想具體化了。會議通過的《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認為，黨在組織上的主要缺點之一，就是黨的領導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貧農，而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并指出這是黨內產生機會主義的”策源地“。為此，議決案提出：黨的最重要的組織任務是將工農分子的新干部替換非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干部，要使黨的指導干部中無產階級及貧民的成分占最大多數。會議要求在黨的六大召開之前，徹底改造黨的指導機關。

從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開始在各地貫徹執行。一些地區發生強迫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和盲目燒殺等情況，使黨在這些地區一度嚴重脫離群眾。農村的武裝起義只有少數取得一定的勝利，多數沒有成功，或者根本沒有發動起來。武漢、長沙、上海等大城市中少數工人和積極分子舉行的罷工，也很快被鎮壓下去。

12月下旬，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中央鑒于各地總暴動難以發動，便連續發出通知，指示一些地區如果條件不具備，就不要號召立刻暴動，并決定停止原計劃的湖南、湖北年關暴動，從而避免了一些損失，對糾正盲動錯誤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這時中共中央還沒有從指導思想和總策略上認清“左”傾錯誤，也就不可能徹底地糾正帶全局性的盲動錯誤。

這次“左”傾盲動錯誤，發生于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轉折時期。究其原因，是出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憤怒，黨內普遍存在著一種急躁拼命情緒。同時，一些犯過右傾錯誤的人，怕重犯右傾錯誤，認為“左”比右好，從而為“左”傾錯誤的發展提供了溫床。這時，黨對大革命失敗后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各種迫切問題還不可能都作出正確的分析，找出解決的辦法，并且缺乏黨內斗爭的經驗，不懂得在反右的同時必須防“左”。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對這次“左”傾錯誤的出現負有重要責任，他是政治上的盲動主義、組織上的懲辦主義以及其他“左”傾政策的主要提出者和推行者。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對這次”左“傾錯誤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1928年2月下旬，在有中國共產黨代表參加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擴大全會上，通過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基本正確地分析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形勢，批評了羅米那茲所謂“不斷革命”的錯誤觀點。同年4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發出關于接受共產國際決議案的通告，承認中國共產黨內存在著“左”傾盲動錯誤，并指出爭取群眾、建立城鄉群眾組織、鞏固與健全黨的組織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這次”左“傾盲動錯誤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停止。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