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中國共產黨為什么
要把抗日反蔣方針改為逼蔣抗日方針?
中共中央將抗日反蔣方針改為逼蔣抗日方針,是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決定的。1935年華北事變后,面對日本的步步進逼,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一方面打算利用蘇聯牽制日本,為此南京政府與蘇聯的關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軍事力量消滅共產黨為主的方針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幟,以極苛刻的條件同共產黨談判,以達到“溶共”的目的。所以從1935年冬開始,國民黨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國共產黨人接觸。
1936年2月,董健吾帶著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到達陜北瓦窯堡,向中央遞交密信,匯報情況。3月4日,毛澤東、張聞天、彭德懷在致博古并轉董健吾的電報中,提出同國民黨談判的五條意見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首次公開把國民黨列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對象。5月5日發表的《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不再稱蔣介石為賣國賊,而稱其為蔣介石氏。這實際上是公開宣布中國共產黨的抗日反蔣政策已開始向逼蔣抗日政策轉變。
1936年6月,發生了兩廣事變。這個事件表明,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已經進一步影響到國民黨的內部關系,如果蔣介石不在對日政策上改弦更張,國民黨營壘內部將發生更大、更多的分裂。
從1936年8月開始,日本指使它在內蒙古制造的傀儡軍政府先后出兵進攻綏東和綏北地區。國民軍將領傅作義率部進行抵抗,擊潰日偽軍的進犯,11月、12月先后收復百靈廟和大廟等地。全國各地掀起援綏抗日的熱潮。
蔣介石在這種形勢下實際上已經不可能繼續執行他幾年來對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從保存自己的統治地位著想,他不得不改變對日的妥協政策。
與此同時,由蘇聯回國的潘漢年到達保安,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匯報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不同意把反蔣、抗日口號并提的意見。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抗日必須反蔣”的口號現在已不合適。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并轉全體國民黨員的信,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
這時國民黨內忠于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宋慶齡、何香凝等,向國民黨領導人提議召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討論國共合作問題。許多國民黨上層人物也表示贊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
為了使全黨了解放棄反蔣口號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黨內發出《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和《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指示中明確提出:“目前中國的主要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