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遺址：三山會館

武漢政府的北伐軍與馮玉祥部會師后，1927年6月10日至12日，汪精衛、唐生智等同馮玉祥在鄭州舉行會議。汪、唐希望聯馮反蔣和反共，所以對馮玉祥作了很大讓步。會議決定成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開封分會，負責指導陜西、甘肅、河南三省政務，以馮玉祥為主席；并決定北伐軍撤離河南，將該地留給馮玉祥。但是，馮玉祥在會談中只對武漢方面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兩湖工農運動的言論表示贊賞，對蔣介石沒有片言譴責，反而一再要求汪、唐等停止寧漢間的對立，同蔣介石聯合起來共同北伐。鄭州會議剛剛結束，馮玉祥在蔣介石極力拉攏并答應給予經濟和武器援助的條件下，即于6月20日至21日在徐州同蔣介石等南京國民黨領導人舉行會議。會議主張，寧漢雙方應在共同反共的基礎上繼續北伐。馮玉祥完全倒向蔣介石一邊，使蔣介石的地位大為加強，并加速了汪精衛公開反共的步伐。

在汪精衛赴鄭州同馮玉祥會談前，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曾把五月緊急指示拿給汪精衛看，幻想依靠汪精衛來挽救革命。汪精衛看后沒有表態。鄭州會議后，汪精衛即以緊急指示“根本危害”國民黨的“生命”為借口，煽動“分共”。在汪精衛的支持下，唐生智的主力部隊特別是何鍵所部第三十五軍，從河南前線撤回兩湖，公開站在反叛的軍官一邊，鎮壓工農運動。

6月上旬，莫斯科來電批評中共中央對土地革命的態度不堅決，要求“立即切實領導土地革命”，“立即消滅長沙的反革命。招募農民，鼓動他們去進攻軍官團，徹底將其摧毀，以儆效尤”。此時，湖南尚有不少農民武裝，由共產黨人掌握的葉挺部隊擊敗夏斗寅叛軍后正駐軍湘鄂邊境，而唐生智主力的三分之二還在河南，來不及回師兩湖。6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常委會連日開會討論對策，一度準備在湖南組織武裝起義，打算在力量調集后，派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周恩來前去指揮，并派毛澤東為湖南省委書記。但中央許多人的態度動搖，鮑羅廷、彭述之等人認為共產黨在湖南的勢力已完全瓦解，表示反對。這個計劃最終被取消。6月15日，陳獨秀在致共產國際的電報中表示：“你們的指示是正確而重要的，我們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設法要建立民主專政，但在短時期內不可能實現。用改組的辦法驅逐汪精衛尤其困難。當我們還不能實現這些任務的時候，必須與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將領保持良好關系。”“如果我們同他們分裂，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軍事力量將是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電文還指出：“沒收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土地的政策沒有廢止，也沒有禁止農民自己起來沒收土地。我們的迫切任務是要糾正’過火‘行為，然后沒收土地。”

在革命面臨嚴重危機的關頭，共產國際和聯共(布)駐華代表之間矛盾重重，無法制定應對危機的好辦法。羅易多次向斯大林和布哈林建議撤換鮑羅廷和陳獨秀，他甚至稱陳獨秀是“國民黨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應當把陳獨秀清除出共產黨領導機構”。鮑羅廷則認為羅易將絕對不能給任何其他人看的電報拿給汪精衛看，是犯了組織性錯誤，要求共產國際將他召回。共產國際、聯共(布)仍然希望拉住汪精衛。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再給武漢國民政府200萬盧布的援助，并電告汪精衛：為挽救革命，應當停止動搖，必須支持土地革命和農民，繼續與共產黨人合作。這些已無法拉住已經右轉的汪精衛。

為了挽救革命，以張太雷為書記的中共湖北省委于6月初制定《關于對國民黨及工運、農運之策略要點》，從整軍經武、準備應變的指導思想出發，明確提出武裝農民“上山”和爭取地方武裝等策略。6月6日，張太雷在《向導》發表《武漢革命基礎之緊迫的問題》一文，指出面對反革命分子的猖狂進攻，“不應是撤退或解散我們的隊伍，而應是整頓與強固我們的隊伍”，有組織地進行抵抗。

在形勢日益惡化的情況下，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舉行緊急會議，提出了以武漢為中心，發動工農兵武裝起義，推翻國民黨右派反動政權的建議。同月，中共湖南省委在《湖南目前工作計劃》中也提出“上山”的主張。然而，這些策略和建議均被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否定。

6月底，武漢盛傳唐生智部第三十五軍軍長何鍵即將在當地制造又一個反革命事變。中共中央政治局和鮑羅廷在慌亂中開會商討對策，決定武漢的工人糾察隊自動繳械。他們以為用這種退讓的辦法，可以使何鍵找不到制造事端的借口，可以取得武漢國民黨的諒解。7月3日，中共中央通過關于國共兩黨關系的決議。這個決議向國民黨作出種種讓步的表示，如：“為了減少沖突，共產黨的部長可以暫時離開政府”；“工農群眾組織必須受國民黨的領導”；“根據國民黨的命令，工農糾察隊必須置于國民政府的監督之下”，“武漢現有的糾察隊，為了減少沖突的可能性，可以減少或者編入軍隊”，等等。這是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進一步發展。會上，任弼時代表共青團中央提出意見書，批評陳獨秀，要求公布五月緊急指示。陳獨秀竟將意見書當場撕毀。

7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的擴大會議上，被緊急從湖南召回的毛澤東提出農民武裝可以“上山”或加入同黨有聯系的軍隊中去，以保存革命的力量。他還指出：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這個建議也沒有付諸實施。

自6月以來，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在鮑羅廷等人指導下作出的一系列決定，都是企圖以妥協讓步來拉住汪精衛、唐生智。事實證明，這樣做不僅無濟于事，反而助長了反革命的氣焰。武漢的汪精衛集團正在一天天向南京的蔣介石集團靠攏，隨時都有發生反革命政變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黨內絕大多數干部對陳獨秀的領導越來越不滿。

這時，共產國際提出改組中共中央，并明確要求中國共產黨公開宣布退出國民政府，開展土地革命，武裝工農。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中央臨時常務委員會。陳獨秀從此離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譴責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反動行徑，宣布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同時嚴正聲明，中國共產黨將繼續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愿意同國民黨的革命分子繼續合作。這個宣言對振奮黨內的革命精神起了積極作用。根據共產國際的電令，中共中央命令譚平山、蘇兆征退出國民政府，并于7月24日發表《對于武漢反動時局之通告》，進一步對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進行了譴責。

7月13日，國民黨左派鄧演達公開發表宣言，強烈譴責汪精衛一伙“向蔣圖謀妥協，并與共產黨相分離，而殘殺農工”的行為，決心“遵奉先總理遺囑，根據三民主義努力作真正之革命”，隨即啟程前往莫斯科。7月14日，宋慶齡發表聲明，堅決抗議武漢國民黨中央違背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革命政策，推行反革命的所謂“新政策”。聲明嚴肅地宣布：“對于本黨新政策的執行，我將不再參加”；“我認為這種政策是注定要失敗的”。聲明重申：“三大政策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唯一方法”，“如果黨內領袖不能貫徹他的政策，他們便不再是孫中山的真實信徒；黨也就不再是革命的黨，而不過是這個或那個軍閥的工具而已”。國民黨左派陳友仁等也相繼出走。

7月15日，汪精衛等控制的武漢國民黨中央召開“分共”會議，決定同共產黨決裂，徹底背叛了孫中山制定的國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綱領。隨后，汪精衛集團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逮捕、大屠殺。至此，由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中國共產黨參與領導的大革命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大革命是一場以工農民眾為主體的，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在前期都曾積極參加的人民革命運動。它以與辛亥革命完全不同的形式和規模，在中國遼闊的大地上掀起了翻天覆地的狂飆，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基本推翻了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使民主革命思想在全國范圍內得到空前的傳播，產生了巨大革命影響。

大革命教育和鍛煉了各革命階級。黨所領導的工農大眾經受了革命的洗禮，提高了政治覺悟。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漢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等一系列重要斗爭，充分顯示出工人階級已經成為反帝反封建的中堅力量。不斷高漲的工農運動，為后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戰爭的開展，奠定了群眾基礎。

大革命充分顯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大革命初始，中國共產黨還是一個小黨，但卻走在了時代前列。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制定民主革命綱領，與國民黨建立起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充分發揮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政治優勢和組織優勢。大革命開始后，廣大共產黨員以滿腔的革命熱情，積極動員和組織工農革命群眾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并在國民革命軍中艱苦斗爭、奮勇殺敵，推動北伐勝利進軍，從而使得國民革命很快形成波瀾壯闊的革命洪流。

大革命空前地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壯大了共產黨及其領導的革命力量。從建黨到大革命失敗短短的6年時間內，中國共產黨由起初只有50多人，發展成為一個擁有近5.8萬名黨員、領導著280余萬工人和970余萬農民的具有相當群眾基礎的政黨。中共中央直接領導著湖南、湖北、江浙、廣東、北方、江西、河南、陜甘八個區委和山東、福建、南滿、北滿、安徽、四川六個地委。共青團員也發展到3.5萬人。共產黨播下的革命火種將形成燎原之勢。

大革命對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來說，是繼俄國十月革命之后發生的具有世界意義的重大事件。它鼓舞和推動了東方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促進了亞洲地區人民的覺醒，阻滯了國際帝國主義在東方擴張的步伐。

但是，這場大革命是在敵強我弱的階級力量對比下進行的。帝國主義、軍閥以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聯合力量，比剛剛興起的革命聯合力量強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經驗。革命陣營內部掌握了相當大的領導權(特別是軍權)的民族資產階級右翼，在革命的深入發展中一步步背叛革命而投入反革命營壘。一般中小資產階級在革命的關鍵時候也表現出很大的動搖。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工農群眾雖然有比較廣泛的發動，但是動員和組織的程度還很不充分，力量發展也很不平衡。

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還是一個幼年的黨，來不及也不可能從容地做好各種準備，便匆忙地投人大革命的洪流。黨富有蓬勃的革命朝氣，但缺乏足夠的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在群眾運動中表現了出色的組織才能，但缺少成熟的領導藝術；在斗爭中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革命活動家，但因沒有充裕時間培養干部，未能形成各個層次的骨干和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對于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黨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初步提出了正確的思想，但還沒有能力獨立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妥善解決中國革命的一系列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黨還不善于識別和對待以各種面目出現的敵人，不善于識別和正確對待以各種面目出現的同盟者。正如毛澤東后來所指出的：“這時的黨終究還是幼年的黨，是在統一戰線、武裝斗爭和黨的建設三個基本問題上都沒有經驗的黨，是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都懂得不多的黨，是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還沒有完整的、統一的了解的黨。”在大革命后期，作為革命中堅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犯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懂得掌握政權和武裝的重要性，不善于處理同國民黨的關系，企圖以妥協讓步和束縛工農運動等消極措施拉住即將叛變的同盟者。結果，“自愿地放棄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黨在大革命的危急時刻完全處于被動地位。

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對中國共產黨有過許多正確的指導。如推動共產黨與國民黨建立合作關系，要求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幫助共產黨人認識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指導中共中央開展工人運動，聲援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提出開展土地革命、武裝工農的正確方針等。為了支持中共中央開展工作，共產國際在黨的活動經費上給予了一定援助，蘇聯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干部和軍事人才。蘇聯顧問在中國的革命軍隊建設和北伐戰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有的人還為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但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對大革命的失敗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有不少脫離中國實際的錯誤指揮。鮑羅廷、維經斯基、羅易等駐華代表之間，在土地問題、工農運動、軍事行動、戰略方向、國共關系、對蔣介石和汪精衛的政策等問題上，經常存在嚴重的分歧，這也極大地影響了中共中央對許多問題的決斷和有關方針、政策的實施。維經斯基后來承認：“對中國共產黨所犯錯誤我要承擔很大的責任，要承擔比中國共產黨領導更大的責任。”鮑羅廷也認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未能集中力量打擊蔣介石，是“當時我們在中國所犯的最致命的一個大錯誤”。

大革命的失敗表明，黨的領導、統一戰線、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只有正確認識和解決了這些問題，才能推進革命事業的發展，并取得最后的成功。

盡管大革命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遭受了慘重的損失，但中國革命前進的步伐并沒有停止。中國共產黨從革命失敗的痛苦經歷中，獲得了極為深刻的經驗教訓，并在革命烈火中繼續經受考驗，領導中國革命走上新的復興之路。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