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五大會址紀念館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82人，代表黨員57967人。以羅易、多里奧、維經斯基組成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參加大會。由譚延闿、徐謙和孫科組成的國民黨代表團到會祝賀。汪精衛應邀列席了一天會議。會前，共產國際發來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決議“都完全應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為依據”。

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向大會作了長達六個小時的《政治與組織的報告》。報告涉及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權、軍事、國共兩黨關系等11個問題，既沒有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又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略，反而繼續提出一些錯誤主張。大會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精神，討論了陳獨秀的報告。

會前，瞿秋自在1927年2月針對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機會主義理論和政策，寫成《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書，著重論述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問題，以及農民土地、武裝斗爭等問題。會上他向代表們分發了該書。一些代表同意瞿秋白書中的觀點，批評了陳獨秀、彭述之的錯誤。陳獨秀在會上也不得不承認一些錯誤。但是，大會對這方面的討論不夠重視。李立三后來回憶道：瞿秋白“這本小冊子在當時并沒有能引起全黨同志嚴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會時也沒有很熱烈的討論，于是黨的機會主義的危險，并沒有能挽救過來”。此外，大會對陳獨秀錯誤的內容和性質，以及對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錯誤，也還缺乏應有的認識。

大會通過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背叛，中國革命已經發展到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之民主獨裁制”的階段，“應該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權之政綱去號召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使革命向非資本主義前途發展。決議一方面把蔣介石的叛變看作整個資產階級的叛變，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對象，從而混淆了民主主義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另一方面把由汪精衛、唐生智控制的武漢政府當作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對汪精衛、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幻想，對其公開叛變革命的嚴重危險缺乏清醒的認識和足夠的精神準備。

大會通過的《土地問題議決案》雖然肯定“將耕地無條件的轉給耕田的農民”的土地革命原則，卻把實現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武漢國民政府。這時武漢國民黨土地委員會已提出一個《解決土地問題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規定要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卻又規定肥田不超過50畝、瘦田不超過100畝的都算小地主。按照這個標準，在武漢政府管轄的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很少有可以沒收的土地。但就連這樣一個綱領，也受到汪精衛等人的反對而被國民黨中央擱置起來。中共中央在土地問題上采取妥協遷就的態度，使黨的五大通過的土地問題決議成了一紙空文。

此時，最緊迫的問題是組織和發展黨直接領導的革命軍隊。但是，大會并沒有認真討論軍事問題，更沒有在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認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裝力量為支柱的武漢國民政府和馮玉祥的國民軍，就能夠實現大會規定的任務。

大會選出了黨的中央委員會，由31名正式委員和14名候補委員組成。隨后舉行的五屆一中全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李立三、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太雷等為候補委員；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后增補瞿秋白、譚平山)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周恩來曾代理常委)，陳獨秀為總書記。張國燾、蔡和森、周恩來、李立三、譚平山分別擔任組織、宣傳、軍事、工人、農民部部長。大會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選舉產生中央監察委員會，由正式委員7人、候補委員3人組成。

黨的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僅半個月這樣一個非常時刻召開的。全黨上下最焦慮、最關切的問題是：如何正確認識嚴峻復雜的局勢，如何從危難中挽救革命。這次大會雖然提出了爭取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確的原則，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問題，都沒有提出有效的具體措施，這樣自然難以承擔起挽救革命的任務。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