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國內政治局勢正在急劇變化，華北已成為時局的焦點。日本軍國主義在侵占中國東北后，又把侵略勢力迅速向華北擴張。1935年秋冬之交，日本策動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企圖把華北從中國分裂出去。接著，又在北平近郊的通縣組織“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權，割據冀東22縣。日本軍隊經常在平津一帶公然舉行軍事演習，軍用飛機不斷在平津上空呼嘯掠過。華北五省已危在旦夕，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而國民黨政府依然沒有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繼續對日退讓。12月9日，北平學生1萬人，在剛剛成立的北平學聯發動下，沖出校門，走上街頭，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示威游行，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運動迅速擴展到各地，在全國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在王明“左”傾錯誤指導下喪失殆盡，但在華北還保留下一個河北省委，設在天津，由高文華擔任書記，柯慶施任組織部長，李大章任宣傳部長。它同中共中央北方局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北平、冀東、冀南等地都有黨的組織，由河北省委的特派員聯系，在艱難的環境下堅持斗爭。一二九運動，就是在北方局領導下發動起來的。直接站在運動前列的北平學聯的骨干，由共產黨員彭濤、郭明秋、姚依林等組成。在冀南，還有黨所領導的規模不大的游擊隊。這是一個十分可貴的工作基礎。

但是，由于北方局在很長時間內無法同正在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保持聯系，對瓦窯堡會議作出的建立“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黨內主要危險是關門主義”等重要決定也不了解；過去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左”傾錯誤，特別是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傳統，在黨內仍有很大影響，沒有得到清算；隨著抗日救亡運動在全國范圍的普遍高漲，工作局面急遽擴大，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量已難適應迅速發展的形勢。因此，這種狀況急需改變。

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期間就考慮派一個“得力的同志”到華北去。會議結束后第四天，12月29日，當時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提出派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去領導北方局的工作，得到一致通過。張聞天在會上這樣說：“北方局目前有三個人在那里工作。工作情形怎樣不清楚，只聽說反帝工作有開展。不論工作怎樣，它管理范圍很大，與滿洲、太原、熱河、察哈爾都有關系。為加強對北方局的領導，需派得力的同志前往。少奇可以去。我已和少奇同志商量，已得到少奇同意。他去可代表黨中央在那里領導工作，名義是中央駐北方局代表。”“他去的任務主要是加強對反日學生運動及游擊戰爭的領導。目前學生運動要提高，要與游擊戰爭聯系起來。除了北平之外，還要加強對熱河、滿洲的領導。在游擊戰爭方面，直南（指河北南部——編者注）與豫晉游擊隊要向西發展，與我們東進取得聯系。”

1936年二三月間，劉少奇到達天津，開始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領導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