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國民政府舊址紀念館

第二次北伐并沒有改變武漢國民政府的困境。蔣介石乘武漢軍隊主力出師北伐、后方空虛之機，不斷指使川、黔、桂、粵等地方軍閥進攻兩湖，同時秘密策反駐扎在兩湖的武漢國民革命軍軍官發動叛亂，企圖里應外合，推翻武漢國民政府。蔣介石還同帝國主義勢力、地方軍閥聯合起來，在長江和京漢、粵漢鐵路上切斷武漢的對外交通聯絡，禁止各地同武漢進行貿易。帝國主義各國商人在武漢的工廠、商店紛紛關閉。在時局動蕩的情況下，武漢的一部分工人和店員向廠方或店方提出一些過高的經濟要求，致使不少工商業資本家因虧損增加而縮小經營或抽逃資金，甚至關廠關店。在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武漢國民政府稅收減少，財政更加困難，被迫頒布現金集中令，禁止現金外流，大量發行紙幣，以解決財政危機。這些措施又引起紙幣貶值，物價飛漲，工廠、商店大批倒閉，日用商品日益減少，失業工人、店員高達10萬人以上。市民生活困苦，人心急劇浮動。

這時，武漢地區及附近省的農民斗爭仍十分激烈，特別是湖南農民“耕地農有”的要求很強烈，不少地方成立區、鄉土地委員會，用插標占田等方式直接動手分配土地。各地封建地主勢力同蔣介石的反革命政變相呼應，與貪官污吏、土匪流氓、反動軍官等結成反對土地革命的聯合陣線，進行兇猛的反攻。他們摧毀農會，殘害農民，制造反革命恐怖。在這種情況下，武漢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趨于復雜化和尖銳化。

汪精衛是以“左派領袖”面目出現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此革命的緊急關頭，他口頭上繼續聲稱要堅決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高喊“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但又認為，國共合作不可能長久，“容共之后，必定分共”，雖然分共“時機未至，而各人已不能不做那必要的準備。

4月下旬至5月中旬，國民黨中央黨部決議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組織特別委員會，檢查各級黨部、各級政府機關、各種民眾團體之一切言論行動。與此同時，一系列限制工農運動的條例和法令陸續出臺。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