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的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革命陣營內部矛盾和斗爭的激化，使南方乃至全國的政治、軍事形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在這一時期，共產國際、聯共(布)及其駐華代表提出了一些原則上正確的方針，給了中國共產黨許多有益的指導。但由于他們對蔣介石等人叛變革命的危險性缺乏警惕，因而在處理與蔣介石、汪精衛、唐生智的關系時，采取了錯誤的方針，對中共中央的決策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中山艦事件后，國民黨內逐漸形成蔣介石個人獨裁的局面。在北伐戰爭的進程中，國民黨內部的矛盾有了新的發展。蔣介石集黨權、政權、軍權于一身，專橫跋扈，憑借武力指揮一切。他用安插親信和拉攏收買的辦法，控制國民革命軍各軍和一些黨政部門，這就引起國民革命軍中一些將領的不滿。在1926年10月國民黨中央及各省黨部聯席會議前后，廣東內外反蔣迎汪空氣異常濃厚。國民黨中央一些比較左傾的領導人在革命勝利發展形勢的鼓舞下，改變前一個時期的消沉狀態，積極主張恢復黨權，迎汪復職，鞏固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此時在歐洲的汪精衛仍被看作是國民黨左派的領袖。蔣介石認為，黨、政、軍只能有一個領袖，就是他自己。因而，他極力反對汪精衛回國。但由于他的處境一時還比較孤立，不得不在表面上擁護迎汪，同時派代表找中共中央領導人，請求維持他的總司令地位，希望中共不要贊助汪精衛回國。

鮑羅廷雖然看到蔣介石已走上軍事獨裁的道路，但他并不主張倒蔣，而是主張蔣汪合作，由汪精衛負責政府工作，由蔣介石負責軍隊。在上海的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也認為蔣汪合作是解決問題的唯一的、最好的途徑。9月16日，在遠東局與中共中央執委會聯席會議上，維經斯基說：我們不希望同蔣介石發生爭斗。理由很明確，爭斗會給廣州造成威脅，必須使蔣介石在前線安心。陳獨秀認為，采取讓步策略是正確的。會議作出八項決議，其中有：“我們黨在汪精衛問題上的政策現在應當是，無論如何不給蔣介石以任何借口來堅決反對國民黨左派和從前線撤退”；“我們對蔣介石的政策現在應當是，在國民黨十月全會上要向左派和蔣介石聲明，我們確實真的希望他們進行合作”。

這次會議結束的當天，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第十七號通告，指出：“迎汪絕不是就要倒蔣，在現時內外情勢之下采此政策是很危險的：一動搖了北伐的局面，二繼蔣之軍事首領不見比蔣好。我們向蔣誠懇的表示，汪回后我們決無報復行為，決不推翻整理黨務案。”“如果蔣能執行左派政綱成為左派，我們亦可不堅持要汪回來。”陳獨秀還向蔣介石派到上海的代表表示，中共只是在三個條件下贊成汪精衛回國：一是汪蔣合作，不是迎汪倒蔣；二是仍維持蔣之軍事首領地位；三是不主張推翻整理黨務案。

為了爭取蔣介石，維經斯基決定親率遠東局成員曼達良、福京和中共中央代表張國燾前往漢口，同蔣介石進行會談。在9月20日的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與遠東局聯合會議上，維經斯基為與蔣介石的會談定下了這樣的基調：在談判中，既不反對蔣介石，也不反對汪精衛；由汪精衛任國民黨中央主席，由蔣介石掌握軍事領導權。

鮑羅廷和維經斯基等人對汪精衛寄予很大的期望。鮑羅廷贊成汪精衛回國，認為“汪精衛的名字可以把所有人聯合起來”。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指出，迎汪復職“這個口號確實能夠把所有革命組織聯合起來，也能博得農民群眾的同情并受到軍隊中革命人士的支持”。陳獨秀等人本來就視汪精衛為左派領袖，因此中共中央也認為，只要汪精衛回國復職，國民黨左派就有了堅強的中心，可以恢復它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內的指導地位，從而削弱和抑制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傾向。事實上，國民黨內部并沒有形成一個有力的左派核心，相當一部分左派分子在動搖彷徨之中。共產黨本來應當積極壯大自己的力量，堅決同右派斗爭，以此來鼓舞并團結左派分子，克服他們的動搖。然而，共產黨自己對右派不斷遷就退讓，卻指望國民黨左派能夠強大起來，以阻止右派勢力的發展，這只能是一種幻想。

除了支持蔣介石、汪精衛之外，鮑羅廷和維經斯基等人也很看重唐生智。唐生智歸順國民政府后，利用北伐勝利進軍的機會，迅速擴大自己的實力。在短短幾個月內，其軍隊即從一個軍擴編為四個軍，兵力遠在其他各軍之上，控制著湖南、湖北兩省。蔣介石非常害怕唐生智取代自己的地位，極力加以壓制。唐生智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借助汪精衛同蔣介石相對抗，一方面極力表示左傾以取得中國共產黨的支持。鮑羅廷和維經斯基雖然清楚唐生智不是真心擁護革命的人，但又認為唐生智、李濟深等是與蔣介石相抗衡的實力派。因此，遠東局決定派人去同唐生智建立聯系。中共中央采取了在蔣、唐之間搞平衡的策略，提出既要維持蔣介石的總司令地位，又要幫助唐生智發展實力，以“維持實力派間對抗的均勢，不使造成一人的軍事獨裁局面”。為此，中共中央多次指示下級黨組織從各方面爭取唐生智，“影響他的左傾”。這種想依靠各實力派之間的均勢來保持革命局面的策略，是一種極端軟弱的策略，更何況唐生智并不因共產黨的支持而真正左傾。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七次擴大全會。全會的中心議題是中國革命問題。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著名的《論中國革命前途》的報告。根據這一報告，全會通過《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著重指出：帝國主義已采取分化革命陣營的新策略，大資產階級將不可避免地脫離革命；目前，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重點是土地革命；中國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無產階級應竭力爭取革命的領導權；革命軍隊是中國革命極重要的因素，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之一。

1927年1月底，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的決議案傳到中國。中共中央經過討論，對這個決議案作出解釋，指出黨以前“把國民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間劃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鴻溝”，這是“一個根本的錯誤”。由于提高了對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土地革命等問題的認識，在1927年春的一段時間里，中共中央對一些地區的工農運動和反蔣斗爭，采取了比較積極的態度。

但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對國民黨的革命性作了過高的估計。決議雖然認為，在這一時期，推動革命向前發展的主要力量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聯盟，把大部分資產階級排除在外，卻又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蔣介石等人身上，包括由他們領導軍隊、政權、土地改革等。特別是共產國際、聯共(布)對革命陣營內部斗爭的尖銳性和蔣介石等人迅速叛變革命的可能性缺乏認識。遷都之爭后，蔣介石的反動氣焰已十分囂張。聯共(布)和共產國際試圖推遲同蔣介石的決裂，指望用妥協策略來暫緩矛盾。2月1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向鮑羅廷發出指示，叮嚀“不要把事態發展到與蔣介石決裂的地步”。

3月，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在準備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過程中，對蔣介石的陰謀活動有所警惕，認為“我們處在這個右傾局面之下，必須拿出向右進攻的決心，無論任何方面都不能讓步，因為讓步就是斷送革命”，并且做了一些反蔣的準備。起義勝利后，黨曾采取積極步驟建立上海市民政府，加強工人武裝糾察隊，準備抵抗蔣介石、白崇禧軍隊的繳械，以求鞏固勝利的成果。但是，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仍然對蔣介石抱有期望，不贊成同蔣決裂，指示中共中央：“暫不進行公開作戰”；“不要交出武器，萬不得已將武器藏起來”；“不準在現在舉行要求歸還租界的總罷工或起義”；“務必千方百計避免與上海國民軍及其長官發生沖突”。結果，當蔣介石宣布軍隊負責維持秩序，下令停止總罷工和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后，陳獨秀遵照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指示，致信上海區委，要求“表面上要緩和反蔣”，使得上海的反蔣斗爭開始松懈。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