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出發前后，成立了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分局、以陳毅為主任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辦事處、以項英任司令員兼政委的中央軍區，領導留下來的一部分正規紅軍和地方武裝堅持革命斗爭。

中共中央分局成立以后，領導留守在中央蘇區的紅軍同“圍剿”紅軍的十幾萬國民黨軍隊進行了頑強的斗爭，有利地配合了主力紅軍的長征。但是，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敗局已定，中央蘇區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和考驗。對此，中共中央分局主要負責人缺乏清醒的估計，把工作中心寄托在紅軍主力方面，仍然采取大兵團作戰方針。1935年1月28日，中央分局又以紅24師及地方武裝向駐在牛嶺的敵一個團發起進攻，結果慘遭失敗。戰斗的失敗迫使中央分局領導考慮改變戰略方針和斗爭方式。尤其是牛嶺戰斗失敗后，中央蘇區的紅軍及地方部隊面對敵人更大規模的分區“清剿”，陷入了極度的困境之中。為此，中央分局書記項英焦急萬分，一次一次向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發電報，匯報情況，請求指示。此時，正是遵義會議結束后不久，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對中央蘇區的斗爭極為關心和重視。收到項英的電報以后政治局和軍委立即就中央蘇區問題進行了討論，并于2月5日給項英和中央分局發來了“萬萬火急”的復電。2月13日，中共中央給中央分局再次發出了“萬萬火急”的指示電，詳細傳達了黨中央關于中央蘇區的決議，明確回答了中央分局向中央請示的問題，對中央分局今后的行動方針、組織形式和斗爭策略等問題作了重要指示。

1935年4月上旬，項英、陳毅在大余縣長嶺村召開了干部會議，即著名的長嶺會議。長嶺會議根據中央“二月指示”精神，結合贛粵邊實際，制定了“依靠群眾，堅持斗爭，積蓄力量，創造條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針，明確了以油山、北山為主要根據地，長期堅持游擊戰爭的任務。在戰略上，要以保存有生力量為主，積極領導群眾斗爭，反對死打硬拼和消極隱蔽的傾向；在戰術上，采取機動靈活的斗爭方式進行游擊戰爭；在組織上，根據統一指揮、分散行動的原則，決定采取精干的、相適應的組織方式。這樣，長嶺會議就從組織上和思想上，為堅持長期分散的游擊戰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從而完成了南方游擊區由正規戰到游擊戰的戰略轉變。如果沒有遵義會議就不會有這種戰略轉變。因此，遵義會議是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戰略轉變的關鍵。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