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長征以實際行動表明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抗日誠意，消弭了國民黨關于紅軍“搗亂后方”、“牽制抗日”的讕言，這是促使國民黨政府內外政策轉變的第一步。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被迫進行戰略轉移——長征。長征是在“北上抗日”口號下進行的。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長征對國民黨來說，則是解除了其后顧之憂，解除了紅軍對其長江中下游政治經濟基本區域的威脅。

紅軍的長征是被動的，但長征也使國民黨陷入了被動的地位。因為從戰略上說，紅軍從向南京政府進攻的姿態轉為防御姿態；而對日本，則變為進攻姿態（紅軍抵達西北抗日前線）。這樣，國民黨原先尚能蒙騙部分人的“先安內”政策就失去了借口，安內攘外政策有了微妙的變化。

其二，國民黨政府開始進行以御侮為目的的整軍經武工作，對日態度逐漸強硬。紅軍長征后，國民黨認為“圍剿”已初告成功，紅軍已是“殘余”、“流寇”，“赤禍已不足為息”。1935年底，蔣介石聲稱：“今年中心工作是謂剿匪，可以說已達七分之成功，明年則可以抗倭為中心，而對匪僅著力于清剿可也”。蔣下令成立“陸軍整理處”，以陳誠為處長，規定四年內整理陸軍60個師。同年夏，又令全國炮、騎、工兵均歸陳誠督導整理。也從這年開始，蔣調集四個師部隊秘密構筑蘇州、常熟、嘉興、江陰等地的國防工事，同時還在長江兩岸興建工事，整個防御體系以南京為中心，逐次向黃河流域推進。

其三，對內重心轉向西南軍閥，國民黨中央勢力伸入四川等西南各省。紅軍長征后，蔣介石開始將眼光從自己的“心腹之區”移到中央勢力影響不大或不能達到的地區。1934年10月，蔣介石巡視西北、華北，歷經陜、甘、寧、豫、晉、冀、察、綏等省，歷時一個月，以圖加強對這些地區的控制。華北出現危機后，蔣意識到中日戰爭無法避免，開始將注意力轉向西南，紅軍的長征又給他掃除異己、擴展勢力范圍的難得的機會。1934年秋冬，鑒于紅四方面軍在川北的發展，劉湘向蔣求援，但聲明不要中央派兵入川，蔣于是派一參謀團入川。1935年10月1日蔣介石親自主持，將參謀團改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行營名為輔助劉湘統一川、康兩省，實則已把川、康等省的政治、軍事、經濟大權攬入手中。也在這一年，蔣介石搞掉了貴州軍閥王家烈。

其四，對共產黨和紅軍更注重于政治解決，國共兩黨的緊張關系有所松動。紅軍戰略轉移，離開國民黨的“心腹之區”后，蔣介石即考慮政治解決中共問題，并派人與中共直接秘密接觸。政治解決中共問題，既有險惡的用心，也有現實的考慮。險惡的一面是師承歷代封建統治者的“剿”“撫”兩手來解決中共和紅軍；現實考慮的一面是紅軍對其威脅的減弱，日本對其統治威脅的上升。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