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軍的勝利進軍，還得益于北方國民軍和南方瀘順起義的配合。

1926年4月至8月，國民軍堅持了四個月的南口保衛戰，最后撤退到綏遠。南口戰役不僅吸引了張作霖、張宗昌等屬下的部隊，而且長時間拖住吳佩孚部主力，對北伐軍在兩湖地區的勝利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馮玉祥下野后，于1926年5月赴蘇聯學習考察。在蘇聯期間，他會見共產國際和蘇聯黨、政、軍領導人，并得到中共旅莫支部書記劉伯堅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蔡和森等人的熱情幫助，思想有了進步，后在李大釗等人敦促下欣然回國參加北伐戰爭。

馮玉祥依靠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支持，集合退守綏遠一帶的國民軍，于1926年9月17日在綏遠五原誓師，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宣布參加國民革命。根據馮玉祥的請求，中共中央相繼從莫斯科、黃埔軍校及中共北方區委選派劉伯堅、鄧小平等200多名共產黨員和青年積極分子，到國民軍聯軍中從事政治工作，協助訓練干部，整頓隊伍，使這支軍隊的戰斗力很快得到恢復和提高。李大釗還為國民軍聯軍制定了“固甘援陜，聯晉圖豫”的戰略方針。10月初，國民軍聯軍向陜西進軍，11月擊退直系軍閥劉鎮華部，解除長達八個月之久的西安之圍，策應了南方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此后，中共西安地委推動于右任等國民黨左派人士，建立了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聯合戰線組織--國民軍聯軍駐陜總部，積極從事農民運動和學生運動。

馮玉祥五原誓師和北伐軍攻克武昌后，為爭取擁有15萬軍隊的閻錫山加入反奉聯合戰線，中共中央不失時機地提出與閻錫山聯合和陜、甘、晉、綏“聯合抗奉”的方針。在李大釗等人的積極推動下，閻錫山從聯奉反馮轉向聯馮反奉，為實現國民軍聯軍固甘人陜，東出潼關，與國民革命軍會師中原的計劃創造了條件。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還加強對駐河南的靳云鶚、魏益三、田維勤三支軍閥部隊的分化與爭取工作，使之加入北方反奉軍事聯合戰線。

在四川，中共重慶地委在調查四川各派軍閥動態的基礎上，制定了分化軍閥部隊的計劃。在得到中央認可后，重慶地委迅速派人深入到這些軍閥部隊內進行工作。1926年9月28日，中共重慶地委以國民黨臨時省黨部名義召開軍事會議，提出“響應北伐，會師武漢”的口號，決定成立國民革命軍川軍各路總指揮部，劉伯承為總指揮。隨后，國民黨中央接受吳玉章的建議，委任劉伯承以“國民黨中央黨部特派員”身份全面負責四川軍事運動。朱德、陳毅也先后到四川，加強對軍閥楊森的爭取工作。11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重慶地委在書記楊訚公主持下召開會議，決定成立由楊訚公、朱德、劉伯承組成的軍事委員會，并制定了發動起義的具體方案：策動駐守合川的黃慕顏一個旅，駐守順慶(今南充)的秦漢三、杜伯乾兩個旅，駐守瀘州的袁品文、陳蘭亭、皮光澤三個旅，共同舉行起義，以順慶為根據地，創建以國民革命軍為番號、由中國共產黨實際控制的軍隊，先在川中站穩腳跟，然后或與北伐軍會師武漢，或到川陜邊接應馮玉祥部，配合北伐。

從12月1日開始，起義按計劃先后在瀘州、順慶等地爆發。起義部隊很快占領了瀘州、順慶兩城。12月10日，擁有7000多人的黃、秦、杜三支起義部隊在順慶集會，推舉劉伯承正式就任國民革命軍四川各路總指揮。起義爆發后，四川各派軍閥急忙調兵遣將進行鎮壓，致使瀘州的起義部隊未能按計劃到順慶會師，已會師順慶的三支起義部隊陷于孤軍無援的困境。劉伯承率軍經過艱苦的轉戰，于12月下旬退至開江。

1927年1月下旬，劉伯承奉命到瀘州重整起義部隊，取得了明顯的成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四川軍閥劉湘等奉蔣介石密令再次“圍剿”瀘州起義部隊。劉伯承率部浴血奮戰，堅守瀘州城40多天，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最終失敗。

退至開江的三支起義部隊，由于不愿接受四川軍閥楊森的改編，于1927年夏向川陜鄂邊境轉移，沿途遭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損失慘重，余部被強行改編。

瀘順起義是中國共產黨力圖掌握武裝的一次勇敢的嘗試，是牽制敵人配合北伐的重大軍事行動，同時也有力地推動了四川革命運動的發展，成為黨在大革命時期爭取改造舊軍隊的一個范例。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