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共黨史著述對于王稼祥出席遵義會議的身份，記載頗多。其具體說法是：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書記為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項英；至遵義會議改組中央書記處，書記為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秦邦憲。而據陳云回憶，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沒有設書記處和常委”，他也否認遵義會議時“中央設有書記處和常委”。他認為，有的歷史文件或一些同志的回憶中之所以出現了書記處書記和常委的名稱，“這是由于當時中央雖然沒有正式設書記處、常委，但有一個處理日常工作的領導核心，而這個核心的名稱又不那么固定，不那么嚴格的緣故”。由此可以認為，遵義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文末所署“書記處”和《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所述“常委”，是一回事，都是指政治局“處理日常工作的領導核心”。但從前面的分析中已經得知，從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到遵義會議，中央書記處也好，政治局常委也好，均無王稼祥的名字。所謂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之說，不能成立。還有的學者根據鄧小平在王稼祥追悼會上的悼詞和中共中央組織部所轉述的陳云的一份材料中的有關記載，認為：“王稼祥同志是以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出席會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若確定王稼祥出席遵義會議的身份，仍要看他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的身份。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關于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若干情況的調查報告》(1984年9月)，根據陳云1941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期間所列《六大以后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各屆政治局委員名單》中記載，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被補選為政治局委員，從而確定王稼祥是以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份出席遵義會議的。支持這一說法的，現在有三則史料：（1）王稼祥在1945年中共七大時填寫的簡歷表中寫：“1935年遵義會議后，補為政治局正式委員。”（2）1980年4月8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復遵義會議紀念館函稱：“陳云記得，稼祥在遵義會議后補為正式政治局委員。”（3）王稼祥1968年在《我的履歷》中寫到：“我在遵義會議上是支持毛主席的，并補選我為正式政治局委員。”這幾則史料有力地證明，王稼祥出席遵義會議前，即在六屆五中全會上被補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而不是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員。因此，王稼祥出席遵義會議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這點應是可以肯定的了。

但由此又引出一個問題：王稼祥由政治局候補委員轉為政治局委員的具體時間，究竟是在遵義會議中，還是在遵義會議后?他是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遞補為政治局委員，還是補選(增補)為政治局委員。這在前引的幾份資料中有不同說法：陳云1941年寫的材料和王稼祥1968年寫的材料都說：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被補選為政治局委員；而王稼祥1945年簡歷表里所寫和1980年中共中央組織部的信轉述陳云的記憶，又都說，王稼祥在遵義會議后補為政治局委員。其差異是：時間上，一說“遵義會議上”，一說“遵義會議后”；手續上，一為“補選”，一為“補”。這兩種情況是不一樣的。

再進一步分析，假如王稼祥果真是在遵義會議期間被補選為政治局委員的，那又涉及到遵義會議的內容，在組織人事變動中除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外，是否還補選過政治局委員?除了王稼祥，還有沒有別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補選為政治局委員(如朱德等)?現在沒有任何材料能證實遵義會議“補選”政治局委員一說。而且，除非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增補某人為政治局委員，政治局會議上政治局成員怎么能“補選”政治局委員呢?中央政治局委員理應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可見，遵義會議“補選”王稼祥為政治局委員一說頗難令人置信。陳云和王稼祥本人均有遵義會議后被補為政治局委員的說法，不過，究竟是在什么時候，或者是哪一次會議上，還有待考證。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