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會址

1935年1月7日紅軍進占遵義城后，由于國民黨軍隊被阻隔在烏江以南，難以很快采取行動，紅軍獲得暫時休整的時機。這樣，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條件已經具備。

王稼祥是召開遵義會議的積極倡導者。早在湘江戰役后，他就提出必須改變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的主張，并在高層領導人中作了醞釀，據聶榮臻回憶：“渡過湘江之后，我因腳傷感染化膿坐擔架，有時就跟著軍委縱隊行動。王稼祥也坐擔架，我們就經常在一起交換意見。認為：事實證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須讓毛澤東同志出來領導。我說我完全贊同，也有這個想法，而這個問題勢必要在一次高級會議上才能解決。”“他贊成毛澤東同志出來統治部隊。”王稼祥對博古、李德是十分不滿的，用他自己當時的話來說：“到時候要開會，把他們哄下來！”“現在，即將在遵義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真是“到時候了”、“把他們轟下來”的時機成熟了。在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危機關頭，王稼祥能夠提出這樣的主張，作出這樣的決定是極其可貴的，也是需要冒極大的政治風險的，如果沒有遠見卓識，沒有大無畏的革命膽略是很難做到的。當然，為了實現這個主張，王稼祥也并沒有輕舉妄動，而是在政治局的黎平、猴場會議上明確表示同意和支持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并在猴場會議后提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意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子伊路80號(老地名琵琶橋)召開。王稼祥作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出席了這次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云、博古(秦邦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總參謀長)、李富春(總政代主任)、林彪(一軍團軍團長)、聶榮臻(一軍團政委)、彭德懷(三軍團軍團長)、楊尚昆(三軍團政委)、李卓然（五軍團政委）、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及擔任翻譯工作的伍修權，也出席了會議。

在這次會議中，張聞天代表他和毛澤東、王稼祥作聯合發言，尖銳地批評“左”傾軍事路線。因此王稼祥對于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和在遵義會議上積極支持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意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多次講過王稼祥對遵義會議的貢獻。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專門講了王稼祥對遵義會議的貢獻。他說：“遵義會議是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當然，遵義會議參加者還有很多別的好多同志，醞釀也很久，沒有那些同志參加贊成，光他們兩個人也不行；但是他們兩個人是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的，作用很大。”在十年動亂中，當王稼祥處于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誣陷、迫害的情況下，毛澤東多次說過，王稼祥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勞的，他是從教條宗派中第一個站出來支持我的，他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