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敗后，在國際代表指導下召開的黨的八七會議，在革命的危機關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八七會議在反對右傾錯誤的同時，卻也暴露出“左”的思想觀點和情緒，這種“左”的東西的繼續發展，到十一月擴大會議時，便形成了“左”傾盲動錯誤在中央的統治。

（1）第一次“左”傾錯誤的出現，就其思想理論體系來講，與共產國際有密切關系。

在革命形勢與任務問題上，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大革命失敗后革命處于低潮的嚴重形勢估計不足，認為中國革命正在走向新的高潮。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形勢的錯誤估計，始終成為國際代表羅米納茲作為指導中國黨的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

在革命性質與階級關系問題上，應該指出，斯大林在1927年7月發表的《時事問題簡評》一文，簡單化地把中國革命劃分為三個階段的論述是不科學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三階段”的理論，導致了對革命性質的混淆和政治策略上的“左”傾。這主要是由于他把蔣介石看作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把汪精衛看作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因此，在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以后，不能正確指出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基本格局和革命所要依靠和所應團結的力量。黨的十一月擴大會議完全接受了這種觀點，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認為中國革命是“無間斷”的革命。

（2）李立三的“左”傾錯誤盡管在黨內受到抵制，也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并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得到了糾正，然而就其主體思想來說，卻來源于共產國際。

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和它的“進攻路線”是立三中央“左”傾冒險主義戰略總方針的理論依據。立三中央制定的舉行武漢、南京武裝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實現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的戰略總方針雖然不是共產國際的直接指示，但它卻是從共產國際“第三時期”理論、進攻路線以及對中國革命形勢“左”的估計中引伸出來的。

俄國城市武裝起義經驗的絕對化是李立三堅持“城市中心”的模式。共產國際對于中國革命必須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道路這一反映中國革命規律的理論和實踐，在很長時期內不認識不理解，直到1940年還擔心我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離開工人階級太遠了。盡管共產國際也要求中國共產黨要迅速建立紅軍，開展游擊戰爭，建立蘇維埃政府，實行土地革命等，但這些在他們看來僅僅是整個中國“革命潮流中的一個支流”，而“革命高潮底最準確的最大的特征，卻是工人運動的復興”。因此，他們強調城市的工人罷工、農村的“農民騷動”、軍閥軍隊中的兵變，都要“圍繞城市”暴動，并且由此要求中國共產黨用國際的城市中心觀點指導根據地和紅軍的斗爭。李立三在中國革命道路問題上，是依樣畫葫蘆地按照共產國際的思想和俄國革命的模式行事的。

聯共反布哈林的斗爭，為立三中央定下了反傾向斗爭的基調。1929年，共產國際曾連續發來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國共產黨堅決開展反右傾的斗爭。李立三不顧中國革命的實際，把共產國際反右傾的口號接過來，極力宣傳“左”比右好、寧“左”勿右的錯誤思想。

（3）作為王明“左”傾錯誤的理論綱領的《兩條路線》小冊子，完全是照抄照搬共產國際的，是根據共產國際六大通過的《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提綱的決議》和共產國際執委秘書處1930年6月《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等“當時發表的共產國際幾種材料寫的”。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最大危害，在政治上就是實行“下層統一戰線”政策，犯了關門主義的錯誤，使白區革命力量遭受嚴重損失；在軍事上就是第五次反“圍剿”斗爭的失敗。而這兩個方面，與共產國際的“左”的政策和錯誤的軍事指導有著密切的聯系。共產國際自從中共六大以后就開始了打擊中間勢力、推行“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臨時中央完全奉行共產國際以蘇共為中心、中國革命要服從它的需要的政策。經過一年苦戰的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所以遭受失敗，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軍事顧問華夫（李德）的錯誤指揮的結果。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