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民黨新右派勢力逐漸抬頭、國共關系日趨復雜的情況下，在如何處理同國民黨的關系問題上，中國共產黨內部存在著意見分歧。中共廣東區委強調，鑒于國民黨內部發生分化，共產黨人應該成為國民黨左派的核心力量，同國民黨新老右派展開積極斗爭。但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陳獨秀、張國燾等，卻按照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關于避免加劇同國民黨關系的指示精神，認為應該協調國共兩黨關系，擔心采取堅決斗爭的政策，會樹敵過多或者嚇跑資產階級而使自己孤立起來，主張“在國民黨群眾中做廣泛解釋工作，說明國共結成聯盟和統一戰線的必要性”。而維經斯基則主張國共應“從聯盟轉向聯合”，即從黨內合作轉向黨外合作。在維經斯基的影響下，陳獨秀等人又產生了退出國民黨的想法。

為了統一黨內認識，明確以后的斗爭方針，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維經斯基出席會議，陳獨秀作中央局報告，北京、廣東、湖南、河南、山東、湖北等地區的代表分別作工作報告。會議在分析五卅運動以來的形勢后認為：“最近中國無產階級及共產黨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部及北部，使國民黨中的資產階級代表發生相當的反動，他們覺著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力量，趕緊提出階級妥協的口號。假使認為這種現象，已經是中國共產黨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國民黨脫離關系之時，那就是一種很大的錯誤。然而別一方面，假使我們不注意這種右派的階級妥協主張的意義，也是一種危險的錯誤。”因此，黨對國民黨的政策應當是：“反對右派而與左派結合密切的聯盟，竭力贊助左派和右派斗爭。”為了同右派進行斗爭，會議認為“最重要的一個方法，便是到處擴大鞏固我們的黨，尤其在國民黨勢力的所在地”。

這次會議根據廣東、湖南等地農民斗爭的經驗和五卅運動影響下農民運動發展的新形勢，第一次在黨內提出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會議通過的決議指出：現在所提出的過渡時期的農民要求，如減租、整頓水利、減稅、廢除陋規、收回鹽稅管理權、減少鹽稅、農民的鄉村自治、農民協會的組織及農民自衛軍等等，可以使農民革命化，可以將農民組織起來，然而如果農民不得著他們最主要的要求——耕地農有，他們還是不能成為革命的擁護者。會后，農民運動在黨的領導下得到進一步發展。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