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長征是舉世聞名的一次戰略大轉移。但是，紅軍長征的初期卻由于種種原因采取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路線。

1934年4月30日，紅軍保衛廣昌戰役失敗之后，臨時黨中央在嚴重的局勢面前，開始考慮紅軍實行突圍轉移的計劃。此時，作為中央顧問的李德曾兩次在會議上表示，“在敵人堅持堡壘戰的條件下，要在蘇區內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是沒有希望的；因此，我們必須采取以主力部隊突圍的方針，以便重新獲得廣闊的作戰區域，并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準備”。5月初，中央委托李德草擬的關于1934年5月至7月軍事措施和作戰行動的季度計劃，對于突圍的準備提出了一些原則性的要求：“貯備糧食、冬服，以保障紅軍的物質需要；建造新兵工廠，以修理機槍、迫擊炮和野戰炮以及制造各種彈藥，特別是迫擊炮彈和手榴彈；政治上和組織上系統地加強志愿兵的動員工作、改編軍隊，配足各師的兵力……貫徹符合運動戰要求的訓練原則，以及其他內容等等。”

突圍的準備工作，包括迅速擴大紅軍，建立新的兵團；籌集糧款、籌集現金的工作也在加緊進行；進行武器彈藥等物資準備；軍事部署上也作了準備。

除了組織領導方面的部署外，在武裝力量方面，中央留下了一部分紅軍。中央規定留下的紅軍部隊的任務是掩護紅軍主力轉移，保衛蘇區，保衛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在蘇區及其周圍堅持游擊戰爭，準備在有利的條件下配合紅軍反攻，恢復蘇區。

在中共中央作出了主力紅軍突圍轉移的決定和紅七、紅六軍團相繼突圍北上和西征之后，博古、李德不但沒有利用紅軍部隊在外線牽制敵人的有利時機，采取保存和休整紅軍有生力量、以利作戰略轉移的措施，反而依然提出“用一切力量繼續保衛蘇區，來取得戰役上的大勝利”，“發展游擊戰爭，加強補助方面的活動，來求得戰略上情況的變更”等錯誤戰略方針。繼續大規模地組織紅軍部隊投入陣地戰�！斑@種一方面預備突圍，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蘇區’的矛盾態度，正是單純防御路線的領導者到了轉變關頭必然的驚慌失措的表現”。這種驚慌失措的表現，加上對戰略轉移“始終秘而不宣”的做法，是使廣大戰士和干部在退出蘇區作戰略轉移時覺得“突然”、“倉促”、“沒有準備”的又一個原因。

至于“逃跑主義”，1945年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有確切的解釋。決議指出：“他們始則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繼則實行防御中的保守主義，主張分兵防御，‘短促突擊’，同敵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時，又變為實行真正的逃跑主義”。這段話說得很清楚，所謂“逃跑主義”，是指五次反“圍剿”的第三個階段而言。具體說，就是遵義會議決議指明的紅軍突圍行動的三個月，即突圍開始至遵義會議召開之前。因為在突圍行動中，博古、李德等人采取“避戰主義”一心想奪路西進，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他們的表現“基本上不是堅決的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使得三個月的突圍戰役，差不多處處成為掩護戰，而沒有主動的放手的攻擊戰。除此之外，在紅軍突圍之前，是根本不存在“逃跑主義”問題的。因為當著敵人的“圍剿”不能被打破時(即廣昌戰役以后)，中央決定退出蘇區，目的是為了保存主力紅軍的有生力量，尋求有利時機，轉入反攻，粉碎“圍剿”，而不是逃跑。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