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史料陳列館

為了加強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回答黨所面臨的許多新問題，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會議的代表20人，代表黨員994人。維經斯基參加了大會。陳獨秀代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工作報告。

這次大會對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探討，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關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大會指出：中國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廣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它既“是一個資產階級性的德謨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會革命的種子”。因此，對于這場革命，無產階級“不是附屬資產階級而參加，乃以自己階級獨立的地位與目的而參加”。民主革命“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關于工農聯盟問題，大會強調，中國革命需要“工人農民及城市中小資產階級普遍的參加”，其中農民是“重要成分”，“天然是工人階級之同盟者”，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如果不發動農民起來斗爭，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和中國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此外，大會還提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又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表明黨對反封建的內涵有了進一步認識。

大會總結一年來國共合作的經驗教訓后指出：無產階級在民族運動中既要反對“左”的傾向，也要反對右的傾向，而右的傾向是黨內主要危險。共產黨要做到：在國民黨內和黨外堅持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思想上、組織上和民眾宣傳上擴大左派，爭取中派，反對右派；既幫助國民黨在實際運動和組織上發展，又加緊同國民黨內的妥協傾向作斗爭。

但是，四大對如何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特別是如何正確處理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過程中遇到的復雜問題，并沒有作出明確的、具體的回答。四大對民族資產階級也缺乏正確的分析，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未形成獨立的階級，“現在還在由買辦官僚的資產階級到民族的工業資產階級之過程中，所以還不能參加民族革命運動”。這就把民族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弄得模糊不清。這時，剛從蘇聯回國的彭述之參加了大會文件的起草工作。會前，他在《新青年》季刊第四期發表《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一文，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在國民革命運動的戰線上，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惟不敢出來作領導、打先鋒，它必然還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彭述之雖然肯定了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作用，但卻無視資產階級正在同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嚴重事實。這種觀點對大會產生了消極影響。

黨的四大修改了黨章，選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項英、瞿秋白、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鄧培、王荷波、羅章龍、張太雷、朱錦棠為候補委員，組成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彭述之、張國燾、蔡和森、瞿秋白組成中央局。中央局決定：陳獨秀任中央總書記兼中央組織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主任，張國燾任中央工農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傳部委員。其他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分工是：李大釗駐北京，譚平山駐廣東，項英駐漢口，李維漢駐長沙，鄧培駐唐山，朱錦棠駐安源，羅章龍、王荷波負責鐵路總工會工作，張太雷負責青年團中央工作。向警予后來補為中央局委員，負責婦女部工作。

1925年1月26日至30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上海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決定動員全體團員貫徹黨的四大決議，積極開展青年工人運動、青年農民運動和青年學生運動，并決定把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稱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張太雷當選為團中央總書記。

黨的四大結束不久，孫中山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臨終之際，他在《遺囑》中明確指出，為了完成國民革命，“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在《致蘇俄遺書》中，他表示希望中蘇“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并進以取得勝利”。孫中山的逝世，在全國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共產黨人發表許多論述孫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業的文章，對這位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和中國共產黨的誠摯朋友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敬意。國共兩黨組織民眾進行哀悼活動，廣泛宣傳孫中山的遺囑和革命精神，一時在各界民眾中形成大規模的革命宣傳運動。

黨的四大以后，以工農為主體的革命群眾運動進一步發展。據不完全統計，到1925年5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下的工會已有160多個，擁有有組織的工人約54萬人。在廣東，已有20余縣成立農民協會，會員達20多萬人，并建立了全省農民協會。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推動和影響下，各地學生聯合會也十分活躍，會員有數百萬人。這些有組織的群眾已經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覺悟，從而為即將來臨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