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武裝的建立和群眾運動的發展，使帝國主義、地主買辦階級和軍閥勢力大為恐慌，在南方占有很大政治、經濟利益的英、美帝國主義勢力和中國買辦階級更感到難以容忍。它們采取外部壓迫和內部收買的雙重手段進行破壞。這時，國民黨內部進一步發生分化，左右派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日益明顯，廣州剛剛露出的革命曙光又蒙上一層陰影。

面對這種形勢，許多共產黨員對國民黨的復雜情況認識不足，對在國民黨內如何工作又缺乏經驗，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一些過于忍讓遷就的傾向。為了總結經驗，確定以后的工作方針，根據共產國際的建議，中共中央于1924年5月在上海召開執委會擴大會議。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出席會議。會議強調要堅持國民黨一大宣言中的革命政綱，并以這個政綱作標準來正確對待國民黨左右派之間的斗爭。會議通過的《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指出：“照現在的狀況看來，國民黨的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同志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因此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現在我們因為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會議改變了黨的三大要求產業工人全部加入國民黨的決定，指出“凡在可能的范圍內我們不必幫助國民黨組織上的滲入產業無產階級”。會議還就黨、團關系問題，黨內組織、宣傳教育問題，以及在農民、士兵間的工作問題作出決議。這次會議對糾正黨的工作中的偏差，鞏固和發展國共合作，起了積極的作用。

1924年6月，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彈劾共產黨案》，借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設有“黨團”一事大做文章，聲稱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確于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主張“絕對不宜黨中有黨”。7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經過討論，發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宣言》，鄭重聲明：“凡有革命勇決之心及信仰三民主義者，不問其平時屬何派別，本黨無不推誠延納，許其加入。”“對于規范黨員，不問其平日屬何派別，惟以其言論行動能否一依本黨之主義政綱及黨章為斷。”這樣就否定了鄧澤如等的彈劾案。但右派分子并未就此罷休。8月，張繼等又發表所謂《護黨宣言》，公開反對反帝反軍閥的政治綱領，誣蔑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目的是消滅國民黨。

國民黨右派的活動使陳獨秀等人意識到：“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反對派。”為了反擊國民黨右派的進攻，中共中央于7月21日發出黨內通告，指出國民黨右派攻擊和排擠共產黨日甚一日，各區委、地委必須進行反擊，堅決揭露右派分子不反對帝國主義，卻加緊反蘇、反共、反工農的反動活動。

根據中共中央的部署，陳獨秀、惲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連續發表文章，痛斥國民黨右派違背國民黨一大政綱、破壞革命隊伍內部團結的反動言行。惲代英在《中國青年》第41期發表《國民黨中的共產黨問題》一文，批駁所謂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組織黨團會導致國民黨亡黨的謬論，理直氣壯地指出：“共產黨人為了要促國民革命的早期成功而加入國民黨，他們自然要有種種計劃，用種種機會，影響一切比較進步的國民黨員，幫助而且督促國民黨員切實的做國民革命的工作。他們為了這些事議決種種議案，這是他們獨立的黨的活動”；國民黨若是決心促進國民革命，“會因為人家利用這種地位來督促自己而感到有亡黨之痛嗎？”

1924年8月15日至9月1日，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二次全會，討論“黨內共產派問題”。經過激烈爭論，通過《關于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關于國民黨與世界革命運動之聯絡問題》兩個決議案。會后，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發布的《關于容納共產分子之訓令》指出：“謂本黨因有共產黨員之加入，而本黨主義遂以變更者，匡(原文如此。經考證，’匡‘為’至‘字之誤--引者注)謬極戾，無待于辯。即謂本黨因有共產黨員之加入，而本黨團體將分裂者，亦有類于杞憂，證之本黨改組以后發展情形，益可以無疑。”馮自由因煽動一伙人反對國共合作而被孫中山開除出黨。

在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的堅決反擊下，國民黨右派利用“黨團”等問題破壞兩黨合作的企圖未能得逞。然而，孫中山經與鮑羅廷商議，決定成立隸屬于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國際聯絡委員會，“其任務之一，是盡力弄清共產黨對國民黨之態度，以達到相互了解，消除誤會之目的”。中共中央對此表示反對，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獨立的組織，共產黨員是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國民黨只能決定同它有關的問題，而不能決定同共產黨有關的問題。由于陳獨秀等人的堅決抵制，國際聯絡委員會未能成立。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