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會址

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仍然處于軍閥割據、四分五裂的狀態。在各派軍閥中，以曹錕、吳佩孚為首的直系軍閥勢力最強。他們在英、美等國支持下，于1920年的直皖戰爭和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取得勝利，控制了中央政權。1923年3月，他們在洛陽召開軍事會議，加緊推行武力統一全國的計劃，再次挑起軍閥混戰。到1924年，參加混戰的兵力達45萬人，戰火燃遍了全國大部分省區。隨著軍費的激增，大小軍閥在他們的統治區內巧立名目，增收捐稅，濫發紙幣，肆意搜刮，致使經濟蕭條，生靈涂炭。

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慘遭吳佩孚鎮壓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人進一步認識到，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僅僅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黨應該采取積極的步驟去聯合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工人階級和民主力量的聯合戰線。

此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根據馬林的提議，于1923年1月12日作出《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決議認為：中國“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且軟弱”，工人階級“尚未完全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唯一重大的國民革命集團”，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中同國民黨合作是必要的，它的黨員應該“留在國民黨內”，但共產黨要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獨立性。這個決議傳到中國后，對促進國共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大會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國420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參加大會。陳獨秀代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作報告。大會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問題。

在大會討論中，發生了激烈爭論。陳獨秀和馬林認為：中國革命目前的任務，只是進行國民革命，不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國民黨是代表國民革命運動的黨，應成為革命勢力集中的大本營；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現在都很幼弱，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因此，全體共產黨員、產業工人都應參加國民黨，全力進行國民革命；凡是國民革命的工作，都應當由國民黨組織進行，即所謂“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只有這樣，才能增強國民革命的力量。他們強調國民革命是黨在當前階段的中心任務，不要忽視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主張把一切革命力量匯合起來，實現國民革命。這符合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和資產階級暫時妥協與合作的策略思想。但是，他們低估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作用，高估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作用，會使黨在同國民黨的合作中降到從屬地位，不利于保持黨的獨立性。張國燾、蔡和森等雖承認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任務，但認為共產黨還有它的特殊任務，即領導工人運動，同資產階級作斗爭，這兩個任務同等重要，應當同時進行。他們反對全體共產黨員特別是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認為那樣做就會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把工人運動送給國民黨。他們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加強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雖然是對的，但是由于脫離了建立聯合戰線的任務，勢必導致共產黨的孤立。不難看出，爭論雙方的認識都有正確的一面，同時又存在片面性。相比較而言，陳獨秀等人贊成與國民黨合作的意見，更符合國民革命的中心任務。

經過兩天的熱烈討論，大會接受共產國際關于同國民黨合作的指示，通過《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等文件。這些文件指出：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采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于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于國民黨”。文件還規定了保持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的一些原則。

黨的三大決定采取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方式實現國共合作，這是當時能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所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大會解決了革命發展中的這個重要問題，就能夠在孫中山這面頗有號召力的革命旗幟下，通過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廣泛發動群眾，發展革命力量，加速推進民主革命的進程。這既有利于國民黨的改造，使國民黨獲得新生；又有利于共產黨走上更廣闊的政治舞臺，得到鍛煉和發展。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黨的三大的重大歷史功績。

這次大會沒有提出工人階級爭取對民主革命的領導權問題。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大會對國共兩黨及其所代表的階級力量作了片面估計，認為中國工人階級尚未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勢力”，“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

大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譚平山、王荷波、毛澤東、朱少連、項英、羅章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鄧培、張連光、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為候補委員，組成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由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

黨的三大結束后將近一個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才傳到中國。這個指示強調：“領導權應當歸于工人階級的政黨”；“加強共產黨，使其成為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在工會中聚集工人階級的力量，這就是共產黨人的首要任務”。指示還提出：“全部政策的中心問題就是農民問題”，“在中國進行國民革命和建立反帝戰線之際，必須同時進行反對封建主義殘余的農民土地革命”，并且“應當力求實現工農聯盟”。這個指示對于克服三大的不足，對于共產黨人進一步探討中國革命問題，是有積極意義的。

黨的三大決定實行國共合作、共同進行國民革命后，如何認識資產階級和農民，如何處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同農民的關系等一系列新的課題，擺到中國共產黨人面前。對此，黨內許多人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陳獨秀在黨的三大前后著文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處在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統治下而不能發展，因此，當前最急需的是進行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國民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他強調，現階段的革命雖然屬于資產階級性質，但由于主要目標是反對帝國主義，又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共產黨人不可輕視這一革命的重大意義，不可有超越現實的空想，而要一心不亂地干國民革命。他認為，各民主階級的革命力量必須集合起來，以國民黨為中心，形成廣大的群眾運動，才能取得革命勝利。他在論述農民的重要作用時指出：“這種農民的大群眾，在目前已是國民革命之一種偉大的潛勢力，所以在中國目前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國民運動(即排斥外力打倒軍閥官僚)中，不可漠視農民問題。”①他還將中國資產階級劃分為革命的、反革命的和非革命的三類。陳獨秀的這些觀點，對于幫助黨員提高認識，克服黨內存在的關門主義傾向，起了積極的作用。

但是，陳獨秀對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地位的認識，表現出比較大的動搖。二七慘案以后，隨著工人運動走向低潮，他對工人運動抱著消極悲觀的態度，由重視無產階級轉為重視資產階級。他在《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和《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等文章中認為，“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他也看到資產階級幼稚，但認為“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隨著產業的發展會不斷增強。他的看法實際上是：中國民主革命只能以資產階級為主體。對于民主革命的前途，他認為，“在普遍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若有特殊情況，“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這種認為先由資產階級取得民主革命成功，然后再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后來被稱為“二次革命論”。

其他共產黨人也對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等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1923年1月，蔡和森在《外力，中流階級與國民黨》一文中提出，從新近的歷史來看，“領導工農階級向國民運動聯合戰線上走的有中國共產黨”。

9月，瞿秋白發表《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一文，指出：中國客觀的政治經濟狀況及其國際地位，實在要求資產階級式的革命，但中國共產黨應當“勉力栽培無產階級之組織及訓練的根本，而同時在總的民權運動中勉力做主干”，“勞工階級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指導權”；無產階級的最近目標，是“平民之革命民權的獨裁制”，“最后目標在社會主義”。鄧中夏在同年12月所寫的《論工人運動》中指出：我是曾經做過工人運動的人，我深深地相信，中國欲圖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應聯合各階級一致的起來作國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軍，不論現在或將來，總當推工人的群眾居首位”。這些認識對后來黨的四大提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