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發動和領導革命斗爭的過程中，開始注意加強自身的建設，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是根據列寧的建黨學說組建起來的。雖然在創建初期黨的大多數成員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工人黨員很少，然而，判斷一個政黨的性質，主要不是看黨員的成分，而是看它的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中國共產黨從創建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以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代表者的面貌出現的政黨；它以完成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終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和行動綱領。因此，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新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

黨為了把自身建設成為堅強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為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的急先鋒”，在創立時就規定有嚴密的組織和嚴格的紀律。黨的一大通過的綱領將黨章的內容和黨綱的內容合在一起。到二大時，黨制定了第一個正式的章程，分六章二十九條，詳細規定了黨員條件、入黨手續、黨的組織系統，以及黨的組織原則、紀律和其他制度。章程規定：全國代表大會為黨的最高機關；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機關；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全體黨員必須絕對服從；黨的一切決議均取決于多數，少數絕對服從多數。它要求從黨的中央到基層組織都要有嚴密的組織系統，要有集權精神與鐵的紀律，避免無政府的“烏合的狀態”；無論何時何地，每個黨員的言論必須是黨的言論，每個黨員的活動必須是黨的活動。每個黨員都要在行動上受黨中軍隊式的訓練，不能以資產階級法律秩序的觀念來看待黨內的紀律與集權，而“應以共產革命在事實上所需要的觀念施行之”。黨的二大還強調，要把黨建設成為一個能夠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大的群眾黨”，既不是學會組織，也“不是少數人空想的革命團體”。“我們的組織與訓練必須是很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我們的活動必須是不離開群眾的”。

上述規定，對于把黨建設成為一個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集中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正因為“我們的黨從最初組織起就有自我批評和思想斗爭，就確定了民主集中制，就有嚴格的組織與紀律，就不允許派別的存在，就嚴厲地反對了自由主義、工會獨立主義、經濟主義等，因此在我們黨內公開提出系統的組織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是還沒有的”。“就這方面說，我們走了直路”。

黨在實際工作中堅持實行嚴格的紀律，對違犯紀律、不符合標準的黨員予以嚴肅處理。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人在建立黨的早期組織過程中曾做過一些工作，并被選為代表出席了黨的一大，但不久就嚴重違反黨的紀律。黨毫不留情地將這樣的人清理出去，因而保持了黨組織的純潔性。

建黨初期，黨的建設的一個迫切任務是迅速在各地建立和健全黨的組織機構，發展黨員尤其是發展工人黨員。1921年11月，中央局發出通知，要求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五區在本年內，至遲于1922年7月召開大會前，都應發展到30人，成立區執行委員會，以便開大會時能夠徹底依黨綱成立正式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到1922年6月底，已發展和擴大了許多地方組織，計有：中共上海地方執行委員會(1921年11月成立)、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1922年5月成立)、中共廣東區執行委員會(1922年夏成立)、中共北京地方委員會(1921年秋成立)、中共武漢(湖北)區執行委員會(1922年1月成立)。地方支部等基層組織主要有：安源煤礦支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支部、衡陽省立第三師范學校支部、湖南自修大學支部、長辛店機車廠支部、唐山制造廠支部、山東支部、鄭州支部、徐州支部、銅山站支部、旅莫斯科支部、旅德支部、旅日黨小組、四川黨小組等。到黨的二大召開前夕，黨員已發展到195人，其中上海50人，長沙30人，廣東32人，湖北20人，北京20人，山東9人，鄭州8人，四川3人，留俄8人，留日4人，留法2人，留德8人，留美1人。內有女黨員4人，工人黨員21人。項英、鄧培、張浩、王荷波、史文彬等一批工人中的先進分子被發展為黨員。

黨成立后，注意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同時，很多知識分子黨員通過與工農群眾相結合，思想感情和工作作風發生了很大轉變，成長為合格的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

黨的自身建設在創建時期已有一個良好的開端，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使黨能以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面貌，迅速從中國各政黨和團體中脫穎而出，獲得中國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的信賴。這為以后黨的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為發動和領導中國革命走向高潮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后的近兩年里，開始注意理論聯系實際，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制定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探討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任務、目標和前途等基本問題，實現了黨的戰略和策略的第一次轉變。同時，黨又積極投入到發動、組織和領導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去，擴大了自己在全國的政治影響，很快開創出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黨在理論上和實踐中所體現出來的先進性，表明它能夠真正承擔起領導中國革命的重大責任。黨雖然幼小，卻已成為任何敵人無法壓倒的新生政治力量。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初期，尚缺乏革命斗爭的經驗。在領導工人運動，特別是在領導京漢鐵路大罷工的過程中，黨對工人階級同帝國主義、封建軍閥之間的矛盾已經日益激化的形勢估計不足，對于反動軍閥可能制造流血事件的陰謀警惕不夠。在策略上，不善于把公開斗爭與秘密斗爭結合起來，也缺乏應變的準備。在組織上，黨對發展新黨員的標準和要求過高，在工人運動興起后仍然沒有在工人中較多地發展黨員。在京漢鐵路工人罷工爆發時，全路共產黨員還不到50人，因而不能在各個基層單位形成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這就難以適應日益激烈而復雜的斗爭形勢，成為這次罷工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黨雖然開始關注農民狀況和農民運動，但尚未給予足夠的重視。

中國共產黨在初期的斗爭實踐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經驗教訓。第一，中國革命的敵人是異常強大的，對于力量相對比較薄弱的工人階級來說，不能單靠自身的孤軍奮斗，必須同其他民主力量合作，必須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才能取得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革命運動的勝利。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工人階級不能享受起碼的民主權利，幾乎所有規模較大的工人斗爭都受到反動政府的武力鎮壓。這表明，沒有革命的武裝斗爭，單靠罷工這個武器，主要進行合法斗爭，是不可能取得革命勝利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在二七慘案后發表的文告中即指出：“ 勞動者能有武器， 豈能任他們如此殺戮？”①第三，黨必須大力吸收工人、農民中的先進分子，盡快壯大自己的隊伍，不斷擴大和鞏固自身的組織，才能適應領導不斷發展的革命斗爭的需要。年幼的中國共產黨正是帶著這些經驗教訓，邁入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時期。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