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以李德是蘇軍總參謀部派遣來華的情報人員為由，認為李德來中央蘇區是假冒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許多當事人在回憶錄中都肯定1933年李德來中央蘇區時，是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伍修權曾指出李德是一個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他在1933年被共產國際派到當時中央軍事根據地擔任軍事顧問。周恩來、聶榮臻、王稼祥、李維漢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回憶錄及有關的講話文章中也一致肯定李德來蘇區時的身份是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

李德在自述中，也屢次提到自己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1933年秋，李德剛到中央蘇區，博古就將軍事大權拱手交給李德。李德為自己開脫說：“雖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職務只是一個顧問，并無下達指示的權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是產生了這種錯誤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極大全權的。”在遵義會議上，當毛澤東批判李德瞎指揮，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中央紅軍折損過半的嚴重損失時，李德辯解說：“一個外國顧問既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又不懂中文，和外界又沒有聯系，怎么可能做到這些呢？”

國外的一些史學家也肯定李德來蘇區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身份。美國的布蘭科?拉茲齊和米洛拉德?德拉克維奇合編的《共產國際傳記詞典》，在李德的小傳中談到1933年李德前往中央蘇區，到達瑞金。“他化名李德，和艾伯特?利斯特作為軍事顧問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應該特別提到的是李德于1974年逝世后，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在訃告中明確指出李德曾以共產國際顧問的身份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在悼詞中也肯定了李德1933年至1939年在華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

那么，李德為什么被共產國際任命為駐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王明當了政治局委員，控制了中央領導大權，“左”傾機會主義者第三次統治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王明、博古是典型的教條主義者，既缺乏實際斗爭經驗，又不注重對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規律的研究，只知道機械地照搬照抄共產國際的決議和蘇聯革命的經驗，反對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搞“城市中心論”。尤其是博古，中央蘇區剝奪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以后，自己又無經驗，更無威望領導革命斗爭，急需共產國際派遣帶著“尚方寶劍”的“洋欽差”充當軍事顧問，以便完全排斥毛澤東的正確領導，順利推行“左”傾教條主義主張。而李德恰好是一位最合適的人選。李德享有“西方街壘戰專家”的稱譽，又是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的高才生，出任軍事顧問，自然是“當之無愧”。李德這樣一位既有實戰經驗，又有豐富軍事理論知識的“街壘戰專家”，被博古看中，應邀出任軍事顧問，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李德之所以答應出任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是因為他在上海的工作難于繼續開展下去。李德來華的時間不長，又不懂中文，對中國國情缺乏了解，搜集情報的工作做的并不順利。李德自己抱怨說：“當我在上海開始工作的時候，我對中國政治狀況和黨內關系都沒有足夠的、清晰的了解，我所掌握的也只是一些殘缺不全的，有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軍事情報。”李德依靠每周一次去中共中央秘密辦事處與博古、洛甫見面，從中得到大部分軍事情報。現在臨時中央因環境所迫，在上海呆不下去，被迫內遷中央蘇區，可想而知，李德失去這一主要情報來源，工作難度將更大。這時，蘇區總參謀部又派遣了弗雷德作為駐中國的戰略情報軍官，可以替李德的工作，因此，李德非常爽快地答應出任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