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大后，為了貫徹民主革命綱領，建立民主聯合戰線，中共中央相繼派李大釗、陳獨秀同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會晤，商談國共合作問題。

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成分復雜、組織松散的資產階級政黨。在1919年10月由國民黨改稱中國國民黨以后，其成員有所增加，但并沒有從組織上統一起來，沒有舉行過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沒有制定過統一的行動綱領。孫中山和他的一些同志是國民黨的主導力量。他們在屢遭失敗后仍堅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而為帝國主義勢力和北洋軍閥所不容。中國共產黨認為，“中國現有的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黨”。1922年6月陳炯明的叛亂，是孫中山所遭受的一次最痛苦的失敗。與此同時，他從美、英、日等國得到援助的幻想也宣告破滅。這使離開廣州避居上海的孫中山和他的同志們，不得不重新尋求革命的出路，尋找新的革命同盟者。

正當孫中山在尋求新的革命同盟者的時候，蘇俄、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多次派代表，同他磋商中國革命的道路和方法，研究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的問題。蘇聯政府表示要給予孫中山和國民黨以經費和物資的援助。1923年1月，孫中山會晤蘇聯政府代表越飛，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公開確立國民黨的聯俄政策。這時，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趕走陳炯明部。孫中山由上海回到廣州，3月成立名為“大元帥大本營”的廣州革命政府。孫中山就任大元帥。此時，廣東的局勢并不穩定，外有帝國主義、北洋軍閥和盤踞在東江一帶的軍閥陳炯明的威脅，內有滇、桂軍閥的干擾，孫中山的處境仍然十分困難。國際國內局勢的新變化，使孫中山逐漸認識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國是同帝國主義根本對立的新興力量。五四運動和正在興起的中國工人運動，具有辛亥革命時期所不曾有過的特點。他還看到中國共產黨雖然人數不多，但朝氣蓬勃。這些都給中國革命帶來新的希望。孫中山決心同蘇聯政府合作，同中國共產黨人合作，并且整頓和改組國民黨。從此，孫中山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偉大的轉變。

在此之前，黨的二大雖然確定同國民黨實行合作的原則，但是并沒有解決國共兩黨采取什么形式進行合作的問題。這個問題顯然是不可能由共產黨單方面決定的。中國共產黨開始主張兩黨實行黨外合作，建立民主聯合戰線。二大以后，黨在北京、廣州、上海等地發起組織“民權運動大同盟”，試圖利用這種群眾團體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但沒有成功。此時，孫中山只同意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而不接受黨外聯合的辦法。曾經同孫中山會談過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認為，應當正視現實，接受孫中山的建議。中國共產黨大多數領導人不贊同馬林的主張，認為國民黨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共產黨員加入進去，就有喪失自己獨立性的危險。共產國際在聽取馬林的匯報以后，批準了他提出的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的建議。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根據馬林的建議，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杭州西湖舉行會議，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及馬林、張太雷出席會議。馬林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建議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實現國共合作。起初，與會的中央執行委員不贊成馬林的建議。經過馬林的解釋和說服，并經過充分討論，會議決定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條件下，由共產黨少數負責人先加入國民黨，同時勸說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關于國共合作政策由黨外合作到黨內合作的轉折點。

西湖會議后不久，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等首先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是黨內大多數人對于這種做法仍有疑慮。直到一年以后，西湖會議的決定才得到貫徹執行。

在國民黨內，孫中山、廖仲愷等領導人積極主張改造國民黨，以能夠適應革命的需要。他們從陳炯明叛變的教訓中體會到，要振興國民黨就必須吸收新鮮血液。這是孫中山要求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主要原因。中國共產黨最終接受黨內合作的方式，除了因為自身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必須服從其決定外，還因為對中國國情和革命性質有了進一步的認識，開始懂得進行民主革命必須與資產階級革命派建立聯合戰線，以壯大反帝反封建的陣營和力量。這時，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比中國國民黨年輕得多的政黨，黨員數量也少得多，并處于秘密狀態，活動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如果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就有可能使國民黨實際上成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組織，為革命的發展開辟廣闊的道路。因此，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的建議并作出黨內合作的決定是正確的。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