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后的一年時間里，通過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經過革命斗爭的實踐，對國際國內形勢、中國社會狀況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開始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這時，國際國內形勢的主要特點是：各帝國主義國家重新加緊對中國的侵略，企圖進一步宰割中國；國內各派軍閥之間的矛盾和爭奪更加激烈。

1919年的巴黎和會沒有提出解決戰后遠東和太平洋地區問題的方案。美國因在巴黎和會上沒有獲得預期的利益，遂打著“維護世界和平”的幌子，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在華盛頓發起召開一次新的國際會議，史稱華盛頓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美國、英國、日本、中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九國。會議有兩項議程：一是討論限制軍備問題；二是討論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問題，主要是討論中國問題。在會議討論中國問題時，中國政府首席代表提出了維護中國主權的正當要求，但帝國主義國家不愿意放棄已到手的在華利益，使許多問題未能解決。只是由于美國為遏制日本在中國的擴張，擴大它自己的在華勢力，才使日本被迫于1922年2月4日與中國簽訂《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及附約》，同意將它所攫取的山東部分主權歸還給中國。

會議簽署了《九國關于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的條約(草案)》(簡稱“九國公約”)，其核心是肯定美國提出的“各國在華機會均等”和“中國門戶開放”的原則。所謂“機會均等”，是指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都應得到同樣的好處；所謂“門戶開放”，是指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都不能關閉它在中國所控制地區的門戶而不讓其他國家進來。其實質是在確認美國所占優勢的基礎上，由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進行聯合統治和共同控制，并限制日本獨占中國的企圖，防止英、日兩國結盟的可能性。

華盛頓會議后，帝國主義列強都極力擴大各自在華的勢力范圍，從經濟上、政治上加強對中國的掠奪和控制。各國輸入中國商品的凈值指數，以1913年為lOO，1921年增至158.9，1922年又增至165.8。中國對外貿易的入超金額，1918年至1922年的短短幾年內，竟增加三倍以上。日、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新設立的工廠、銀行，也迅速增加。

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爭奪的加劇以及國際格局的新變化，給中國政治局勢帶來重大的影響，由外國列強分別操縱控制的中國各派軍閥之間搶奪地盤的紛爭更加激烈。1916年以后，北京中央政權一直操縱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的皖系軍手中。1920年7月，英、美帝國主義支持的直系軍閥，聯合奉系軍閥發動直皖戰爭，打敗皖系軍閥的主力，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權。日本為了奪回控制權，極力支持奉系軍閥張作霖掌握中央政權。在華盛頓會議期間，奉軍大批進入山海關內，企圖消滅直軍。1922 年四五月間，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奉軍失敗，被迫退回關外。從此，直系軍閥獨占北京中央政權，差不多控制了華北和華中的全部省份，并野心勃勃地把它的勢力向南方擴張。中國的政局陷于內爭迭起、戰亂綿延的境地。

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中國的出路問題，各派政治勢力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張。在統治階級方面，控制中央政權的直系軍閥鼓吹“武力統一”，各省地方軍閥則要求“自治”或“聯省自治”。這兩種對立的主張，實質上都是為了維護各派軍閥自身的利益，解決不了中國的任何問題。在資產階級方面，以胡適為代表的一些改良主義者主張建立“好人政府”，以為用不著反對帝國主義和推翻軍閥統治，只要有所謂的“好人”進入政府，中國就能得救。至于這些“好人”如何才能進入政府，以及進入政府后是否能起作用的問題，則是他們所不能答復的。孫中山雖然仍堅持民主主義的革命立場，但卻提不出足以動員群眾奮起斗爭的革命綱領。1920年11月，桂系軍閥勢力被粵軍逐出廣東后，孫中山從上�；氐綇V州，重新樹起“護法”的旗幟。1921年4月，孫中山被在廣東召開的國會非常會議選舉為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他打算依靠陳炯明的武力，以廣東為基地舉行北伐。陳炯明雖是國民黨人，表面上支持孫中山的事業，甚至還標榜奉行社會主義，但他暗中接受帝國主義者的策動，并和直系軍閥相勾結，于1922年6月公開發動武裝叛亂，終于暴露出他作為帝國主義工具的反動面目。孫中山被迫離開廣州，他的護法運動至此完全失敗。

中國向何處去？中華民族的前途在哪里？許多愛國志士為此而苦惱、彷徨和憂慮。正在此時，年輕的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初步結合起來，提出了中國民主革命的綱領。

當中國共產黨人抱著為推翻反動階級的黑暗統治、實現社會主義而奮斗的信念，深入到實際斗爭中去的時候，他們很快發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條件下，中國人民迫切需要的并不是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由于外國資本控制著中國大部分近代工業，無論是上海、長沙、香港日益高漲的罷工斗爭，還是其他城市的工人運動，都不可避免地同帝國主義發生沖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意義。即使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條件的經濟斗爭，也很容易轉變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政府的政治斗爭。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軍閥總是互相勾結，千方百計地破壞以至武力鎮壓這些群眾斗爭。中國共產黨人在現實的斗爭中認識到，中國革命不首先進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封建軍閥統治的斗爭，國家就不能獨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談不到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中國共產黨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革命斗爭目標上有著某些一致的地方。這種從實踐中產生的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進一步認識，推動中國共產黨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而確定現實的奮斗目標和相應的斗爭策略。

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制定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綱領的過程中，得到了列寧和共產國際的幫助和指導。這對黨正確把握中國革命前進的方向起了重要作用。

列寧和共產國際十分關心東方各國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在1920年七八月間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提出《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系統地闡述了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他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已經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各國共產黨必須幫助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族解放運動；必須特別援助落后國家中反對地主、反對大土地占有制、反對各種封建主義現象或封建主義殘余的農民運動，竭力使農民運動具有最大的革命性。這次大會通過的《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補充提綱》指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產主義革命，然而，如果它從一開始就由共產主義先鋒隊來領導，革命群眾就將逐漸獲得革命經驗，走上達到最終目的的正確道路。”①在革命發展的第一階段，應當是推翻外國資本主義，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如分配土地等。

列寧的論述和共產國際的文件，十分中肯地指出各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道路，指出共產黨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所應采取的基本方針，對于中國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為了揭露帝國主義國家利用華盛頓會議進行侵略擴張的面目，廣泛傳播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號召遠東各被壓迫民族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共產國際于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開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這次大會的中國代表團由44人組成，其中有共產黨員14人，還有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代表，國民黨的代表，以及工人、農民、學生、婦女等革命團體的代表。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第一次正式派出代表參加大型國際會議。

這次大會揭露了華盛頓會議的實質及其瓜分中國的圖謀，總結和交流了遠東各國人民開展革命斗爭的情況和經驗。會議根據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闡明被壓迫民族所面臨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討論共產黨人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立場，以及共產黨同民族革命政黨進行合作的問題，強調吸收農民群眾參加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重大意義。這次大會對于幫助中國共產黨人認清中國國情和制定中國民主革命的綱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會議期間，列寧抱病接見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國燾、中國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和鐵路工人代表鄧培。他十分關心中國革命問題，希望國共兩黨實現合作，勉勵中國工人階級和革命群眾加強團結，推動中國革命向前發展。

這一時期，黨一方面通過革命實踐探索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一方面接受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并開始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逐漸醞釀和形成了一個大體上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綱領。

黨首先向工會組織和青年團組織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張。1922年5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政治口號。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這個文件著重分析辛亥革命以后，國際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軍閥互相勾結，壓迫中國人民的歷史和現狀，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政治是中國內憂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文件批判了在時局問題上封建軍閥所散布的反動論調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所持的錯誤主張，指出解決時局問題的關鍵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建立民主政治。文件還指出，為了完成無產階級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務，中國共產黨主張同國民黨等革命黨派，以及其他革命團體，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反對共同的敵人，使中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雙重壓迫下解放出來。

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就中國民主革命的重大問題，向社會各界公開自己的政治主張，也是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分析中國社會狀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新起點。它為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完成制定黨的民主革命綱領的歷史任務，奠定了基礎。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