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是指導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爭取自身解放的理論武器。這一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并開始同工人運動相結合，引起帝國主義者和封建軍閥的極端恐懼。他們給它加上“過激主義”等罪名，竭力阻止其在中國的傳播。北洋軍閥政府和各省的軍閥統治者都曾發布命令或張貼布告，要求“嚴防”和“查禁”“過激主義”，并查封不少進步報刊，但這并未能阻止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

五四運動后，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新文化運動的陣營逐漸發生分化，出現了要不要馬克思主義、以什么主義改造中國社會的激烈論爭。

以胡適為代表的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曾在五四運動前的新文化運動中起過一定作用，但他們不愿意看到新文化運動發展為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運動。1919年7月，胡適在《每周評論》第三十一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勸說人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并嘲諷“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胡適反對人們談論各種主義，實際上是在這種說法之下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宣揚改良主義，宣揚中國不需要經過革命就能夠解決他所說的一個個問題。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不承認事實上存在著社會階級斗爭才有這種學說的產生。他后來自己承認，發表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讓人不要被馬克思、列寧“牽著鼻子走”。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關于中國問題要“根本解決”的主張，是“自欺欺人的夢話”。

針對胡適的觀點，李大釗于1919年8月撰寫《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進行批駁。他聲明：“我是喜歡談談布爾扎維主義的”；“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他指出：宣傳理想的主義與研究實際的問題“是交相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問題必須有主義作指導。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靠社會上多數人的共同運動，而要有多數人的共同運動，就必須有一個共同的理想、主義作為準則，因此，談主義是必要的。不宣傳主義，沒有多數人參加，不管你怎樣“研究”，社會問題永遠也沒有解決的希望。另一方面，“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著他的實境”。而“我們只要把這個那個的主義，拿來作工具，用以為實際的運動，他會因時、因所、因事的性質情形生一種適應環境的變化”。

針對胡適反對“根本解決”的改良主義主張，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闡明了中國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尋求解決的革命主張。他指出：“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么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庭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沒有生機的社會，“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針對胡適反對階級斗爭的觀點，李大釗強調：階級斗爭學說是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內容，要解決經濟問題，就必須進行階級斗爭，進行革命；如果不重視階級斗爭，“絲毫不去用這個學理作工具，為工人聯合的實際運動，那經濟的革命，恐怕永遠不能實現”。

這場“問題”與“主義”之爭，實際上是一次中國需要不需要馬克思主義、需要不需要革命的論爭。它在其他一些團體內也進行過，在不少出版物上也有反映。許多進步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釗的觀點，但贊同胡適或者具有類似觀點的人也為數不少。在這場論爭中，李大釗和各地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依據他們的認識水平，論證了馬克思主義適合中國的需要，闡述了對中國社會進行一次徹底革命的必要性。這對于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推動人們進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國社會起了積極的作用。

繼“問題”與“主義”之爭后，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間，還發生了一場關于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于中國國情的論爭。1920年，張東蓀在陪同來華講學的英國哲學家羅素的過程中，發表文章，對羅素勸告中國“暫不主張社會主義”，當務之急是“開發中國資源”、發展實業的言論表示十分信服。梁啟超于1921年2月撰文，支持張東蓀的觀點，反對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他們認為：中國經濟落后，大多數人民無知識，“絕對不能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也不能建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只可“冷靜研究”，連宣傳“亦可少做”，否則就是制造“偽勞農革命”。與胡適不同，他們并不否認帝國主義的掠奪和壓迫是中國落后的根源，但他們認為：中國唯一的病癥是窮，救治的辦法是用資本主義的方法發展實業。他們自稱信奉基爾特社會主義，贊成社會主義理想，但又斷言中國必須依靠“紳商階級”來發展資本主義。張、梁兩人提出的發展實業、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主張，雖然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但他們只是消極靜待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并不明白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下，中國資本主義無法獲得正常的充分的發展，只有通過革命的手段，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實現國家獨立和人民民主，才能充分發展實業和達到國家富強的道理。他們抱著恐懼的心情，極力反對在中國宣傳科學社會主義和建立無產階級政黨，這是錯誤的。

陳獨秀、李大釗、李達、蔡和森等人紛紛著文，反駁張東蓀、梁啟超等人的言論。他們指出，中國經濟雖然落后，但無產階級的存在是一個客觀事實；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不但遭到本國資產階級、地主的壓迫和剝削，而且遭到國際帝國主義的殘酷掠奪和壓迫，有強烈的革命要求，“革命之爆發乃是必然的趨勢”。中國遭受外國帝國主義侵略和掠奪的現狀，“除了中國勞動者聯合起來組織革命團體，改變生產制度，是無法挽救的”。“中國勞動(農工)團體為反抗資本家資本主義而戰，就是為保全中國獨立而戰。只有勞動團體能夠達到中國獨立之目的”。在中國，結合共產主義信仰者，組織鞏固的團體，建立共產黨，不僅有必要，而且有條件。他們還指出：中國必須發展實業，但要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狀態，出路在于社會主義。“今日在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他們對基爾特社會主義進行了批判，指出用“溫情主義”的社會政策來“矯正”資本主義的弊病，只不過是一種改良主義的幻想。

這場論爭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從本質上說，這是一次關于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實行社會革命還是實行社會改良和需要不需要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論爭。以提倡基爾特社會主義為名而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的人們，既無法說明在中國當時條件下如何實行基爾特社會主義，又無法抹煞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下資本主義不可能在中國發展起來的事實。他們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有力回擊下，只能敗下陣去。

在這場論爭中，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把握了時代前進的方向。他們運用剛剛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剖析了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矛盾；揭示出資本主義最終必將在矛盾激化中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肯定中國的出路只能是社會主義；強調要改造中國社會，必須建立共產黨組織。這些觀點是正確的。但是，他們在論爭中也有弱點，如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還缺乏科學的認識，主張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他們沒有看到在中國社會經濟十分落后的情況下，民族資本主義在一定時期內和一定程度上的發展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他們不懂得張東蓀、梁啟超等人的錯誤不在于說中國現時還不能實行社會主義，而在于認為既然不能馬上實行社會主義，就不需要社會主義者，不需要社會主義思想，不需要成立共產黨。為反駁這種觀點，只是斥責資本主義的弊病，聲討資本主義的罪惡是不夠的，還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國情作深入的分析，研究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提出如何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具體主張。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這些不足，隨著革命實踐的發展逐步得到了解決。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反對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時，還批駁了在中國有很大影響的無政府主義。

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眾多的國家，大批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滿現狀，具有反抗舊的社會制度的愿望。無政府主義以革命的面貌出現，很適合他們的口味。五四時期，無政府主義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流傳很廣。無政府主義者在揭露和批判封建軍閥的專制統治方面，在幫助人們了解十月革命和新思潮的過程中，曾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他們反對一切國家和一切權威，反對一切政治斗爭和暴力革命，并在反對中國反動政權的同時，把攻擊的矛頭指向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和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他們企圖超越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鼓吹在社會革命后立即實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則。他們提倡個人主義，主張絕對自由，反對任何組織紀律。這種思想在青年知識分子中起著很大的消極作用。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馬克思主義者圍繞著革命的形式、國家的本質等問題，對無政府主義進行了嚴肅的批判。他們闡明無產階級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革命斗爭，用暴力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們論證無產階級國家同剝削階級國家的本質區別，指出對于封建貴族、資產階級的國家必須徹底推翻，而對于無產階級專政則必須鞏固和加強，這是由資本主義通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道路。馬克思主義者既肯定無政府主義者的革命積極性，又批判他們在國家問題上的糊涂觀點，指出這種糊涂觀點只能使他們在革命中走入歧途。馬克思主義者還批判無政府主義者在分配問題上的平均主義思想，并著重駁斥他們的“絕對自由”的主張。他們指出，在人類社會中，自由總是相對的，所謂“絕對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

這次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斗爭，規模較大，除在《新青年》、《共產黨》等刊物上進行外，還在一些社團和進步青年中展開。許多受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的青年知識分子是進步的，是有強烈的革命愿望的。他們的錯誤是在探索過程中的認識上的錯誤。經過這場論爭，除少數無政府主義者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外，大多數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的青年拋棄這種錯誤思想，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無產階級的忠誠戰士。

五四時期發生在馬克思主義者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論爭，是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中的第一場交鋒，在中國思想領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論爭過程中，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以堅定不移的信念，勇敢地拿起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武器，批駁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種種錯誤思潮，一步一步地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陣地。一批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立志改造中國社會的進步青年，經過這場交鋒，已初步感受到馬克思主義這一理論的科學性和真理性，認清了科學社會主義與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之間的本質區別，認識到只有科學社會主義才能達到救國救民和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的目標。他們在確立自己的人生信仰和選擇何種“主義”來改造中國社會的過程中，經過反復比較，最終拋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選擇科學社會主義，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并迅速投入到宣傳馬克思主義，與工人群眾相結合和創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行動中去。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