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是中國先進分子思想發生急劇變化的時期。經過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以及“與勞工為伍”的實踐，一批先進分子相繼從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在這批先進分子中，李大釗在介紹俄國十月革命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

初期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陳獨秀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逐漸否定過去信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開始轉向科學社會主義，并組織和領導工人運動。1919年12月，他在《告北京勞動界》一文中指出，18世紀以來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向封建階級作斗爭的旗幟；20世紀的民主，乃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作斗爭的旗幟。陳獨秀過去主張仿效歐美，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時拋棄了這種主張，認為“共和政治為少數資本家階級所把持”，“要用它來造成多數人幸福，簡直是妄想”。1920年5月，他在上海積極組織工人舉行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集會。9月，他發表長篇論文《談政治》，指出：“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占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即英文Democracy之音譯，意為‘民主’--引者注)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這些言論和活動表明，他已經把立足點移到無產階級一邊，主張改造中國必須走馬克思主義指引的道路。

毛澤東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由激進民主主義者逐漸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1918年4月，毛澤東與蔡和森等人在長沙發起組織新民學會，從事革命活動。同年，他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間，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思想影響。五四運動后，他主編《湘江評論》，熱情歌頌十月革命！認為這個勝利“必將普及于全世界”，“我們應當起而仿效”。1919年12月他第二次到北京，熱心閱讀關于十月革命的書籍和馬克思主義著作。1920年4月，他從北京到上海，一直逗留到7月，同陳獨秀探討馬克思主義以及如何開展湖南的革命活動等問題。在北京和上海這段時間里，毛澤東的思想迅速發生變化。到1920年冬，他從理論到實踐上已成長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周恩來在五四運動爆發后不久，從日本回到天津，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和《覺悟》，以宣傳群眾，指導天津的學生運動。他作為天津學生的代表，兩次進京請愿，與北京學生一起進行斗爭。1919年9月，他發起成立覺悟社，介紹和研究新思潮。在1920年1月29日為抵制日貨所進行的請愿斗爭中，他遭到反動當局的逮捕。在被拘留期間，他向難友們作了五次介紹馬克思學說的講演。其內容有：馬克思傳記、唯物史觀、剩余價值學說和階級斗爭史等。1920年11月，他前往歐洲留學。通過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實地考察，經過對改造社會的各種學說的比較和選擇，他也從激進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董必武、林祖涵、吳玉章等一批先進分子，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和實踐，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最終拋棄舊的主張，同樣實現了思想上的轉變，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在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李達、鄧中夏、蔡和森、楊匏安、高君宇、惲代英、瞿秋白、趙世炎、陳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漢俊、張太雷、王盡美、鄧恩銘、張聞天、羅亦農等一大批先進分子，先后走上無產階級革命道路，成為馬克思主義者。

在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促進青年學生的思想轉化方面，五四時期的進步社團起了重大的作用。五四運動前后，各地新生的社團如雨后春筍一般發展起來。據不完全統計，1919年僅北京一地登記在冊的社團就有281個，1920年又有所增加。這些社團大都受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以弘揚民主和科學為己任，以改造社會為宗旨，積極研究和宣傳新思想。它們擺脫中國舊式會黨的組織方式，實現了在傳播新思潮基礎上的聯合。由于信仰的不同，對中國社會認識的不同，人員構成的不同等原因，眾多的社團后來發生了分化，其成員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在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并深入工人群眾的過程中，在參加反帝反軍閥的實際斗爭中，不斷地砥礪自己，一步步地成長起來。這樣，就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創建準備了干部條件。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