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會議由秦邦憲、張聞天、李竹聲、康生等主持，有直、魯、豫、陜和滿洲省委負責人參加。會議共開了七天，通過了三個決議，即《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開展游擊運動與創造北方蘇區的決議》、《關于北方各省職工運動中幾個主要任務的決議》。這些決議不從當時北方各省的實際情況出發，而是照抄共產國際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文件，錯誤地分析國內外形勢，突出地批判所謂北方落后論與北方特殊論，給北方各省規定了脫離實際的“左”傾任務與政策。

決議在分析國際形勢時，機械地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對立出發，重申各帝國主義要一致進攻蘇聯的觀點，認為日本占領我國東北是它進攻蘇聯的步驟。決議在分析國內形勢時，重申革命與反革命決戰的觀點，認為國內形勢的基本特點是兩個政權——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專政與蘇維埃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尖銳對立。這是中國目前政治生活的核心，是全國革命危機生長的最主要的標志，并把一切中間派別的抗日民主要求都當作欺騙，是“幫助國民黨作進攻蘇聯與中國紅軍的偏師。所有這些反革命派，都是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奴役統治的擁護者，同時它們是革命最危險的敵人，不殘酷的無情的揭露它們，不消滅它們在群眾中的影響，工農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當時由于中央蘇區連續打破敵人三次“圍剿”，決議就過分地夸大了在全國建立蘇維埃區域的可能性，認為在當時全國階級力量的對比上，優勢是在紅軍和蘇維埃方面。“左”傾冒險主義者，無視中國革命南北方發展不平衡的實際情況，強調南北方一樣都有取得蘇維埃勝利的形勢；北方各省，特別是滿洲省委提出東北地區和南方不同的一些特點，他們就認為這是“北方特殊論”，是對列寧主義革命發展不平衡理論的曲解。決議強調指出：“革命運動的發達，向黨迫切地提出了創造北方蘇維埃區域的任務。北方會議號召各省的黨，為實現北方蘇維埃區域而斗爭。”因此要積極開展游擊戰爭，在游擊隊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紅軍與蘇區。

在領導農民進行這種斗爭的過程中，決議指出：“即使在斗爭開始時對富農有任何幻想與妥協，這將是斷送斗爭的可恥的機會主義。估計著在北方許多‘大刀會’、‘紅槍會’與其他一切秘密宗教性的農民團體的積極活動，黨必須參加到這些組織中間去，爭取他們的下層群眾，猛烈揭露它們的領導分子的反革命面目”。北方會議召開期間，正是東北各地抗日義勇軍發展階段，幾十萬抗日義勇軍同日寇展開了浴血奮戰，亟待中國共產黨制定正確的斗爭策略去加強領導。但如何去領導它呢？決議強調：“在我們能夠領導的義勇軍中，我們必須用一切力量使義勇軍的反日戰爭與土地革命密切地聯系起來，毫不遲疑地依靠在義勇軍的武裝力量之上，沒收地主豪紳軍閥資本家的土地……使義勇軍轉變為工農紅軍，創造蘇維埃的政權。”這顯然是偏離了反日斗爭的大方向。

決議要求加緊準備工人罷工與暴動，認為這個問題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有嚴重意義，北方新蘇區的建立主要的要依靠于工人暴動、農民暴動、士兵嘩變這三個潮流的匯合。

這次會議標志著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重大發展，它使中國共產黨在極其有利的革命形勢下不能勝利發展，反而孤立了自己，處境日蹙。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