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王明離開中國前，根據共產國際一系列決議和指示的精神，為中國共產黨規定了綱領、政策和戰略方針，并在組織上調整了中共中央和各地黨的領導。1931年2月10日，王明的《兩條路線》正式出版，這本小冊子實際上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總政治綱領。同年2月，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遠東局一起，為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起草了蘇維埃組織法、土地法、勞動法、經濟政策、紅軍決議案五個文件，規定了許多“左”的政策。同年9月20日，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發出了《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的指示，這個文件夸大了革命力量，夸大了敵人的危機，否認敵強我弱的形勢，規定了冒險主義的戰略方針。為了保證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綱領、政策和戰略方針的貫徹執行，“自四中全會糾正了中央路線改造了中央領導以后，立即開始鞏固和改造各級黨的領導”，“在蘇區和白區內恢復和改造了黨的集體領導，洗刷了許多異己或不堅定的分子，引進了許多新的積極干部”。特別需要指出，由于1931年6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不久叛變，在中共中央機關屢遭破壞的情況下，經共產國際批準，于9月成立了以秦邦憲、張聞天、盧福坦(后被捕叛變)為主要成員的臨時中央，由秦邦憲負總的責任，這就為在全黨范圍內繼續推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鋪平了道路。

第二，王明離開中國后，以秦邦憲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堅持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排斥打擊中間勢力；實行“左”的土地政策；進一步推行冒險主義的戰略方針；在組織上采取宗派主義的政策，排斥打擊執行正確路線和抵制“左”傾錯誤的干部，全面貫徹、執行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路線。

第三，王明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時，擔負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之間聯系的任務。一方面，他要向共產國際提供中國革命的情況，作為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共產黨工作的依據；另一方面，他又要向中國共產黨轉達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指示。1932年3月，王明寫的《兩條路線——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小冊子，在莫斯科再版，改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這本小冊子被共產國際規定為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共黨史的主要教材。這既說明了王明的小冊子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認可和支持，又說明了王明的小冊子已成為培養訓練干部的教材，它仍然起著決定中國共產黨政策的作用。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