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所引起的一系列災難性后果，喚起了各國人民群眾的覺醒，推動了各國革命運動的迅速高漲。

在俄國，工人和士兵于1917年3月(俄歷2月)發動武裝起義，推翻統治俄國300年之久的羅曼諾夫王朝，但國家政權最終落入由地主和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組成的臨時政府手中。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在列寧的領導下，彼得堡的工人群眾發動武裝起義，推翻反動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第二天，全俄工農兵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列寧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以及其他一系列維護工農利益決議案。隨后，蘇維埃政權在俄國各地相繼建立。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偉大勝利。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事件，極大地改變了20世紀世界歷史的進程。它喚醒了西方的無產階級，也喚醒了東方的被壓迫民族。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西方無產階級爭取社會主義的斗爭與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開始匯合，如海潮洶涌，沖擊著資本主義世界的堤防。從此，世界上出現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相斗爭、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相對立的新格局。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歐洲掀起一場革命風暴。從1917年11月開始，芬蘭、德國、奧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等國相繼爆發大規模的工人罷工運動和武裝斗爭，建立了一批地方性的工人蘇維埃政權。在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波蘭，也爆發了大規模的革命運動。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家的工人運動迅速高漲。

與此同時，美國、日本等國家的工人罷工運動和人民群眾的斗爭也蓬勃展開。僅在1918年，美國就發生1500多次罷工事件，日本工人進行了400多次罷工斗爭。同年，因米價暴漲，日本還爆發一場全國性的群眾自發斗爭——“米騷動”，持續時間達50多天。

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革命斗爭，也迅速高漲起來。朝鮮漢城幾十萬群眾利用參加國王葬禮的機會，于1919年3月1日進行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掀起一場規模巨大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緬甸、菲律賓、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印度先后爆發反對西方殖民統治的斗爭。阿富汗、敘利亞、黎巴嫩、伊朗、伊拉克等國，也爆發大規模的反帝斗爭。在土耳其，基馬爾領導的民族獨立斗爭在蘇維埃俄國的支持下獲得成功，趕走外國侵略者，廢黜國王，宣告成立土耳其共和國。土耳其革命的勝利，給全世界被壓迫民族樹立了敢于斗爭、以弱勝強的榜樣，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很大影響。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和中國的先進分子。俄國地大人多，在沙皇統治時期政治腐朽，國情與中國有近似之處，而且與中國有漫長的邊界相接。十月革命的勝利，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中國人民明顯感覺到，俄國工農大眾敢于沖破世界帝國主義陣線，建立一個新型的社會主義國家，這表明帝國主義的力量并不是絕對不可戰勝的，中國人民的反帝斗爭不再是孤立無援的。長期飽受帝國主義欺侮而又在反帝斗爭中屢遭失敗的中國人民，由此增強了斗爭的勇氣和必勝的信心。正在苦苦探求救國救民真理、對西方文明和資本主義制度感到失望而又茫然無措的中國先進分子，則由此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革命運動的指導作用。俄國十月革命幫助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他們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啟示和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危機中，敏銳地感受到世界歷史潮流的深刻變化，并且很快在實踐中得出向俄國革命學習、“走俄國人的路”的結論。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歐美革命風暴的掀起以及亞洲各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迫切需要有一個世界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組織，對各國革命斗爭進行協調和指導。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承擔起籌建這樣一個新的國際組織的任務。1919年1月，在莫斯科舉行了籌備建立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的會議。3月2日，國際共產主義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舉行。來自歐洲、美洲和亞洲21個國家的35個政黨和組織的代表共52人出席會議。中國旅俄華工聯合會的兩位負責人劉紹周和張永奎，以”中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的名義，應邀出席了共產國際成立大會。列寧主持大會，并在會上作《關于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和報告》，強調無產階級必須通過暴力革命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會議經過充分討論，決定成立共產國際，并通過列寧所作的報告以及《共產國際行動綱領》、《共產國際章程草案》和《共產國際宣言》等重要文件。這些文件規定了共產國際的綱領和組織原則。

共產國際成立后，在指導歐美各國無產階級政黨進行革命斗爭的同時，也開始密切關注亞洲各國特別是中國的革命運動情況，幫助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建立自己的政黨組織，并積極支持和推動這些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和人民革命斗爭的發展。

總起來看，中國自鴉片戰爭失敗以后，一步一步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了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國的先進分子歷經千辛萬苦，探索救國救民的真理，嘗試過種種改造中國社會的方案。這些探索和斗爭，雖然每一次都在一定歷史條件下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步，但卻都未能改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辛亥革命后，在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下，中國的社會矛盾更加激化，迫切需要發動一場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而這場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才有可能獲得成功。

20世紀初中國社會階級關系的變化和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長，為新的人民革命的到來創造了客觀的社會基礎。特別是無產階級隊伍的壯大，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奠定了階級基礎。與此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文明的沖擊，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歐亞革命浪潮的高漲，則為新的人民革命的興起提供了必要的時代條件和國際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先進分子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并建立中國共產黨，就具有了現實的可能性。而將這種可能性轉變為必然性，則是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實現的。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