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革命派希望在辛亥革命后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為此，孫中山以西方國家的社會政治制度為藍本，創立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較完整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并將其付諸實施。民國初年，內閣制、多黨制、議會制等一套從西方學來的東西，也曾實行過。然而，“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人們曾以為足以救亡、并能使中國起衰振弱的種種措施都嘗試過，結果卻都不能解決中國的任何實際問題。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不是包治中國百病的良藥。辛亥革命的流產，曾使中國的先進分子陷入極度的苦悶和彷徨之中。原有的幻夢破滅了，中華民國的成立并沒有給人們帶來預期的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中國又一天一天沉人黑暗里”。

袁世凱上臺后，軍閥勢力繼續利用封建思想禁錮人們的頭腦，維護自己的統治。中國思想文化界出現了一股尊孔讀經、復古倒退的逆流。社會上，孔教會、尊孔會之類組織紛紛出籠，它們利用社會上對辛亥革命后局勢的失望情緒，詆毀共和制度，誹謗民主思想，要求定孔教為國教。與此同時，粗俗鄙陋、格調低下的文藝作品大肆泛濫，鬼神迷信之說廣為流行。這些東西嚴重束縛著人們的思想，扼殺著民族的生機。

慘痛的教訓促使人們對如何學習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進行反思。先進的中國人終于認識到，僅僅靠西方政治制度的移植難以救中國。要從根本上改造中國，還要有文化的覺醒和思想的啟蒙。

最先倡導并吹響思想啟蒙號角的，是后來被譽為進步思想界的明星、“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的陳獨秀。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在思想文化領域掀起一場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向傳統的封建思想、道德、文化宣戰的新文化運動。一年后，《青年雜志》更名為《新青年》。添加一個“新”字，不僅使其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啟發新覺悟，造就新青年的主旨一目了然，而且給人以全新的感覺：起點新，內容新，目標新，形式新。該刊發表的李大釗的《青春》一文，不僅強調青年之青，而且強調一個“新”字，指出從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與舊青年之分，希望青年們站在時代前列，做一個有為的新青年。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高一涵、周作人、易白沙、吳虞等。《新青年》創刊時曾表示其宗旨不在“批評時政”，但這并不表明它不關心政治，實際上其作者明確認識到，他們在思想文化領域內所進行的斗爭，是和政治密切相關的。他們反對IH思想、舊文化，實際上就是對舊政治的聲討。出于對辛亥革命失敗的反思，他們不愿就事論事地議論現時的政治問題，而力圖通過思想的啟蒙促進政治的根本改革。

以《新青年》的出版為標志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使20世紀初的中國，開始經歷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在這場激烈的思想文化斗爭中，陳獨秀表現得十分勇敢和堅決，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