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是一個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龐大的軍事政治集團。辛亥武昌起義后，袁世凱先是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以“擁護共和”的高調騙取資產階級革命派的信任和妥協，竊取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位，繼而玩弄權術逼迫南京臨時政府北遷，攫奪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打著中華民國的招牌，以北京為首都建立起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

袁世凱掌握政權后，立即向由同盟會改組而成的國民黨(1912年8月成立)開刀，并派人于1913年3月將極力主張資產階級政黨政治的國民黨政治活動家宋教仁暗殺。袁世凱還同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后借款合同》，獲得以武力消滅國民黨的軍費。這時，孫中山等才警醒過來，認為”非去袁不可“。這年7月，孫中山發動討袁的”二次革命“，不久遭到失敗，他本人被迫流亡國外。袁世凱不但下令解散國民黨，還解散作為民主共和制度標志的國會。隨后，他又授意制定賦予他個人獨裁權力的《中華民國約法》，用以代替1912年(民國元年)孫中山主持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處心積慮地為復辟帝制做準備。為了取得日本政府對其復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凱不顧全國人民的強烈抗議，竟然于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草案。

1915年12月，袁世凱悍然稱帝。他的倒行逆施，很快遭到各派反袁力量和全國民眾的堅決反對，這場復辟帝制的丑劇不得不草草收場。

1916年6月，袁世凱病死，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但實際控制北京政權的則是北洋軍閥的另一個頭目、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1917年6月，原駐徐州的軍閥張勛利用段祺瑞同黎元洪之間的矛盾帶兵進入北京，并于7月導演了擁戴被廢黜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重新稱帝的又一出復辟丑劇。在舉國聲討下，原想利用張勛倒黎的段祺瑞，以武力粉碎這次復辟，并以“再造共和”的“英雄”自居，執掌北京政權。但他仍拒絕恢復民國元年的《I臨時約法》和國會，而用他自己炮制的御用國會裝點門面，假共和之名，行軍閥專政之實。

這時的中國，陷入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和軍閥混戰的局面。北洋軍閥分化為直、皖、奉三系。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以日本帝國主義為靠山，掌握北京中央政權，并統治山東、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省。以馮國璋和他的繼承人曹錕、吳佩孚為首的直系，則以英、美帝國主義為后臺，統治直隸(1928年改稱河北)、江蘇、江西、湖北等省，并同皖系爭奪對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權。以張作霖為首的奉系，統治東北三省，并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扶植下，逐漸把勢力擴張到關內，同直、皖兩系爭奪北京中央政權。此外，各地還有一些不屬于北洋系統的軍閥。這些大大小小的軍閥都把軍隊當作自己的私產，憑借手中的武力實行軍事專政。官僚、政客和土豪惡霸則是他們所依靠的主要社會力量。為了鞏固和擴大地盤，并爭奪對北京政府的控制權，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各派軍閥之間進行著頻繁的爭奪以至戰爭，使國家陷于長期的分裂和動亂之中。這是辛亥革命后中國政治的一個顯著特點。

從袁世凱到段祺瑞的歷屆北京政府，都受帝國主義列強操縱。北京政府的財政，主要依賴外國政府的借款來維持。截至1919年5月，各派軍閥公開或秘密舉借外債180多次，數額達銀元8億元以上。為了借到外債，他們將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權益，包括鐵路修筑權、礦山開采權、銀行投資權、內河航運權，以及關稅、鹽稅、煙酒茶稅、米捐等大宗財政收入，都作為借款的抵押品。帝國主義國家則通過向北京政府提供大量政治性貸款，操縱中國的內政和外交。

北洋軍閥加劇了對人民的政治壓迫和經濟掠奪。北京政府先后頒布《暫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條例》、《出版法》、《報紙條例》、《懲戒國賊條例》等法令，剝奪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基本的自由權利。軍閥們建立起嚴密的特務網，稽查、暗探遍布各地。不僅社會最下層的工人罷工、農民反抗要受到嚴厲“制裁”，就是上層人士對現實政治表示不滿，也隨時有被加上“亂黨”、“國賊”等罪名而受到迫害的危險。中央和地方的軍閥都竭力擴充軍隊。全國陸軍1914年為45.7萬人，1919年增至138萬人。北京政府的軍費支出占財政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為了支付巨額的軍費和行政費用，支付對外國的“賠款”和外債本息，北京政府和各地軍閥、各級政府任意加征各種苛捐雜稅，并濫發公債，濫鑄銅幣，濫發紙幣，對人民進行變相掠奪。經濟上的橫征暴斂，政治上的黑暗統治，加上軍閥戰爭造成的破壞，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給整個社會帶來無窮的災難，使廣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