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打斷了中國社會的正常發展進程。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及由此派生的社會矛盾、階級關系、革命性質等逐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之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封建君主專制國家，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對于中國的社會經濟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逐漸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破壞了城市的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另一方面，則促進了中國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給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了某些客觀條件。因為自然經濟的破壞，給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造成了商品市場，而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破產，又給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勞動力市場。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由此生長起來并得到初步發展。外國資本、官僚資本、民族資本相繼興起，建立起一批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工業、商業、交通運輸業、金融業企業。其中，民族資本是有利于推動中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進步的經濟成分。

然而，西方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絕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而是要使中國成為它們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的永久性市場，以掠奪更多的資源，攫取更大的利潤。為此，它們竭力維護中國的封建剝削制度和君主專制統治，勾結封建勢力壓迫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以農業為例，甲午戰爭后中國農村經濟雖然進一步商品化，但這主要是由西方列強掠奪原料和傾銷商品引起的，因此，這種農村經濟商品化的發展，不僅沒有導致中國農業資本主義的相應發展，而且使廣大農民遭受外國資本主義更重的盤剝和壓榨。同樣，西方列強把大量資本輸入中國，在中國經營許多輕工業和重工業企業，以便直接利用中國的原料和廉價的勞動力，并以此對中國的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經濟壓迫，阻礙中國社會

生產力的發展。這樣，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就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兩個方面的重大變化：一方面，外國商品和資本的大量輸入，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的發展，把一個封建的中國逐漸變成一個半封建的中國；另一方面，外國侵略勢力又與中國封建勢力相結合，采用一切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壓迫手段，殘酷地統治中國，把一個獨立的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一個半殖民地的中國。

鴉片戰爭以后，在近代中國社會演變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若干基本特點。

在政治上，中國不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領土與主權的完整遭到嚴重破壞，司法和行政的統一不復存在。領事裁判權作為一種政治性的侵略，不僅嚴重破壞了中國法制的獨立性，同時也是外國侵略者在華攫取各種經濟特權和鞏固各種既得利益的重要手段。享有治外法權的在華外國人，可以恣意妄為而不受中國行政法律的管轄和制裁。尤其是在這種治外法權庇護下的“租界”，更無異于“國中之國”。中國政府的內政、外交、財政、軍事無一不受到列強的操縱和控制，各大國駐華公使館事實上成為清政府的“太上皇”。在外國列強實行“以華治華”方針的情況下，代表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的清政府，則日益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統治中國的工具。

在經濟上，中國雖然有了資本主義工商業，但傳統的農業經濟仍是中國經濟的主要形式。農業的生產方式，仍然是由封建地主階級占有大量土地，并把土地分為若干小塊租佃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耕種。中國農村存在著像汪洋大海一樣的分散的小農經濟，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幾乎完全用舊式的手工勞動從事個體生產，農業生產力處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封建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雖然逐漸遭到破壞，但封建的土地關系，即封建剝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不但依舊保持著，而且同官僚買辦資本和高利貸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仍占明顯的優勢。外國在華資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買辦資本壟斷了國民經濟的命脈，使中國在經濟上日漸成為外國資本主義的附庸。民族資本主義雖然有了某些發展，但在整個社會經濟中所占比重很小，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本的多重壓迫下，它沒有也不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的主要形式。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十分落后。

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空前的挑戰和沖擊。在兩種異質文化不斷沖突、滲透和融合的過程中形成的中國近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道德規范、行為準則的變化。由于近代社會是被扭曲的社會，隨著帝國主義侵略的加劇，中國半殖民地化不斷加深，因而在思想文化領域內，既有崇洋媚外、賣國求榮、民族自卑感以及文化虛無主義等帶有殖民地色彩的種種表現，也不乏抱定“祖宗之法不能變，，的封建衛道者頑固守舊思想的種種反映。但從根本上看，近代文化的發展變化始終圍繞著挽救民族危亡和改革中國社會這一主題而展開。中國古代文化精華所鑄就的民族精神和優良傳統，仍然是近代以來先進中國人奮起救亡、追求真理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諸如：”愛國如思渴“、”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常思奮不顧身，而殉國家之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愛國主義精神；”頭可斷，志不可屈“的民族氣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社會責任感；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懸的救世思想；”等貴賤，均貧富“、建設”大同世界“的理想；”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和”君子自強不息“的執著追求與奮斗精神；不屈不撓反抗外敵和強權的斗爭傳統，等等，一直支撐著國脈民魂。同時，隨著歷史的發展，向西方學習成為題中應有之義。從”師夷長技“、”中體西用“，到”中西會通“、”全盤西化“，種種救國主張和方案相繼提出；由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進而學習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

在對外關系方面，中國屢遭外國侵略，政府與外國侵略者訂立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同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是屈辱附從的政治關系。弱國無外交。中國在外交上雖然保持著獨立國家的形式，但實際上與資本主義國家在權利和地位上是絕對不平等的。

由于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中國實際上是在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或半統治之下，又由于中國的土地廣大，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表現出極大的不平衡性。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破產，過著饑寒交迫和毫無政治權利的生活。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見的。

在近代中國，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兩座大山。封建主義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社會基礎，帝國主義則是封建主義賴以存在的支柱。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構成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些矛盾的加劇及其尖銳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的解放；徹底改變國家貧窮落后的面貌，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成為中華民族所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這兩大任務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個任務，然后才能解決后一個問題。于是，就有了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興起。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