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一些報紙，如《時報》、《新聞報》、《申報》、《時事日報》都不約而同地刊登了一則令人驚詫的所謂“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的啟示”。

這則“啟示”的炮制者是當時國民黨中央組織調查科總干事、深得CC派首領二陳（陳果夫、陳立夫）器重的張沖。他利用特務機關的權勢與金錢迫使這幾家報紙一律登出了這則純屬子虛烏有的政治謠言。這則《啟事》的內容，通篇都是當時一些類似的反蘇反共的八股，并無新奇之處，和當時一些類似的反共宣傳如出一轍。但關鍵是領銜者“伍豪”是周恩來的化名之一。國民黨特務機關蓄意制造這樣一起陷害事件，目的無非是敗壞共產黨的名譽，離間共產黨內部的關系。這里應該交待的是，上海黨中央被破壞后，根據中共中央的命令，周恩來于1931年12月初離開上海，進入江西中央蘇區，負責中央蘇區的軍事工作。

《啟事》登出后，中共中央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反擊措施。2月下旬，毛澤東以蘇區臨時中央主席的名義發布告，指出“實事上伍豪同志正在蘇區臨時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委員的職務”，“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而出賣中國于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誣篾”。與此同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報《斗爭》、《時報》上也發表了辟謠聲明，指出所謂的“伍豪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不過“是國民黨造謠污蔑的把戲”。上海地下黨組織還廣泛散發了《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的傳單，指出這“并不能動搖共產黨在勞苦群眾中的威信”。

無論是臨時蘇區的公告，還是上海地下黨中央的刊物聲明，以及秘密散發的傳單，即范圍和影響力都很小，不足以抵擋國民黨報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特科決定利用合法手段，在公眾以及國際間消除惡劣影響。

在《啟事》刊出后，《申報》登出了一則廣告：“伍豪先生鑒：承于本月１８日送來廣告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這則啟事是經《申報》負責人史量才授意刊出的，他是一位開明人士，雖然明知那則炮制的《啟事》是造謠中傷，但迫于壓力不得不刊出。而隨即就按中共方面的要求登出了這么一則辟謠廣告。這廣告表面看，與那則《啟事》并無直接關系，但有心人可以看出：那個“伍豪”有可能是假的，這個“伍豪”要刊出。這也可以說是用心良苦了。這件事是由潘漢年全權負責的。

然而，這則“廣告”所起的作用畢竟有限。為了向廣大群眾公開地揭穿敵人對周恩來、對中共的造謠誣蔑，中共中央經過進一步研究之后，決定再由潘漢年出面找著名律師陳志臬，希望他能代表“伍豪”在報紙上登一個能夠直接起到重要作用的啟事，以增加反擊的力度。陳律師一向比較進步，樂于幫助進步力量辦事。聽了潘漢年的敘述后，思考再三，對潘漢年極其誠懇地說：“我作為一個中國人，若直接出面辦這件事，一旦國民黨追查起來容易陷入被動。不如由我代找一位外國律師來辦理此事。他們在租借地區有一定的特權，國民黨當局是不敢輕易到租界內找麻煩的。”潘漢年覺得有理，于是就通過陳律師找到了租界內法國著名律師、《申報》常年法律顧問巴和。經過策劃、斟酌，很快在3月4日的《申報》上，以顯著位置刊出一則《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要啟事》。這個啟事措辭非常巧妙，既合乎國民黨統治區的法律，又澄清了事實真相，狠狠打擊了敵人。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