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爾抗戰失敗與共產國際、蘇聯的指示是有密切關系。1930年，共產國際在“第三時期”理論指導下，就規定中國共產黨的任務“特別是要反對右傾，因為右傾對于順利執行黨所面臨的各項任務來說，是一個主要危險”。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共產國際又發出指示，要求中共“武裝保衛蘇聯”，并“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者，推翻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國民黨”。被共產國際一手扶上臺的王明則按共產國際的指示，以更“左”的面目出現。由于共產國際以及中共黨內王明“左”傾路線的全面影響，當時北方黨組織、中央駐北方代表對于察哈爾抗戰的形勢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對于組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的愛國將領馮玉祥等更采取了極端錯誤的做法。1932年底，就在馮玉祥依靠中共華北政治保衛局，積極籌備組建抗日同盟軍時，中共河北省委卻堅持認為“目前河北黨內最大的危險是對于這一形勢估計不足的右傾”。當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剛剛成立不久，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在向中共中央的匯報中就認為，日本進攻察哈爾，一方面要挑起反蘇大戰，另一方面則要利用“馮玉祥在內蒙進行所謂獨立運動”。報告指出：“群眾的革命斗爭與馮玉祥等軍閥反革命活動，表現著同時并進的‘結合’，這是察省事變最初階段的特點。因此，這個事變擺著兩個發展的前途，或者由無產階級爭取到獨立的領導權，領導廣泛的士兵、義勇軍與革命群眾，脫離馮玉祥等的控制，把抗日同盟軍轉變為真正民族革命戰爭的力量，進行徹底反日反國民黨的戰爭，把革命戰爭與土地革命聯系起來，發展到創造北方蘇維埃的道路。或者讓馮玉祥等軍閥控制這個運動與日本帝國主義聯合戰勝與消滅革命，走到殖民地式的滿洲國的道路，建立內蒙大源國和華北國。”報告中認為馮玉祥為避免抗日同盟軍遭到蔣介石的鎮壓而提出的“內紅外不紅”、“西瓜政策”是“完全抱著反革命的目的”。并明確強調“斗爭的對象是老馮”。在上述一系列“左”的思想路線指導下，中共河北前委改變了最初對馮玉祥的支持，作出了在張家口“組織一個廣大的群眾運動，反對老馮”的錯誤決定，并開始在士兵和部分中層軍官中做分化瓦解工作。中共河北前委的錯誤行動極大地削弱了抗日同盟軍的力量。

而當抗日同盟軍面臨應向何處發展時，中共黨內以“保衛蘇聯”為前提的錯誤指導思想路線又把抗日同盟軍引向困難的境地。為要“保衛蘇聯”，避免日軍向北進攻，威脅蘇聯，在張家口的中共河北前委通過討論，決定要“積極為向南發展路線而斗爭”。然而，正是這一“向南發展”方針，使抗日同盟軍在東進南下途中陷入了蔣介石國民黨軍隊重重包圍及日軍飛機狂轟濫炸的境地，最后遭到慘重的失敗。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么》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